（文 屈路明 汤靓颖 图 熊跃泉）11月23日下午，荆楚讲坛走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林昌教授以“东夷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几点思考”为主题作了学术报告。本次活动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周南文化沙龙共同承办，历史学院徐少华教授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张宏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教授等出席本次活动。

    从东亚体系的中国看东夷文化

    江林昌认为，要理解东夷文化，认识东夷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以立足于整个东亚文化体系之中，以比较的视野从两个文化背景出发，运用两种研究视角。可以将中华文明分为三个阶段：起源阶段（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即历史学上所说的五帝时代，考古学上的玉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发展阶段（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历史学上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成熟发展阶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840年），即历史学上的秦汉至近代以前，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这三个阶段恰好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是自己的，是独特的。基于这种研究视野，江林昌认为，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在东亚文化体系中也很重要，中国的版图曾经向东延伸，黄河下游曾经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地。江林昌以古史中常出现的“昆仑”为例佐证其观点，认为这里的“昆仑”应该指的是山东的泰山。泰山曾经处于四海之中，远古的昆仑神话以泰山为背景；此外，中国的稻作农业区与旱作农业区在黄河下游交汇，由此孕育出黄河流域文明。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把中华文明加以区分，独立起源的文明区可以分为六个，即燕辽文化区、山东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和长江中游区。山东文化区以玉器为代表，玉器是神权、政权、族权的象征，“玉器时代”是文明的起源阶段，所以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也应当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核心区之一。

    从欧亚体系的中国看东夷文化

    江林昌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放大，将中国放进欧亚大陆文化体系之中，从更宏大的角度认识东夷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指出，欧亚大陆东西部地区的气候类似，因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近，但东部文化区的青铜时代与西部欧亚青铜时代之间没有产生因果关系，他们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独立起源，产生了不同风格，走的是不同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文明制度是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的，不需要将西方的某些社会理论强加套用在中国社会发展上，对加强中国自身文化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林昌讲到，随着东部沿海半月形玉器文化带先后衰落，西部边地半月形青铜文化带兴起，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新时期玉器时代由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两个南北二元文化结构格局，改变成青铜时代由西部边地半月形青铜文化带为边界的西部欧亚青铜文明与东部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东西二元结构格局。夏商周三代一直经营着东方，与东夷文化保持平凡交往，同时，东夷文化对夏商周主流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具体来说，比如，东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组合对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礼制产生影响；东夷古文字可能是夏商周三代形成的汉字的源头；孔子整理的六经，其内容的主要源头来自于东夷文化；儒家、墨家、稷下学宫等大部分诸子在齐鲁。孔子“礼失而求诸野”，向郯子请教。孟子、荀子、管子、孙子、邹衍等学者均在齐鲁讲学或本身就是齐鲁人。

    江林昌在报告结束之后，对现场的学生作了语重心长的寄语。他说，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文化必将走向世界，研究中国历史可谓生得逢时，他鼓励历史专业学生和年青学者坚持自己理想，积极投身历史研究。

    最后，徐少华对讲座内容作了精彩点评。他认为，江林昌此次的讲座，有三点启发意义。第一，有很强的理论思考和引领作用。注重经典的同时，又不墨守成规。第二，视野开阔，角度敏锐，既谈到了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又切入了国际学术大背景下的一些热点问题。第三，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中国古史既要学习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等理论，更要学习数据统计、科学方法等。徐少华最后总结道，江林昌虽然讲的主要是东夷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但是对我们研究荆楚文化和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有启示意义。

 （《湖北日报》2017年11月28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