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0日上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大型公益讲座“荆楚讲坛”来到新洲区广播电视中心，文化学者刘建华为新洲文化系统机关干部带来了题为《孔子的悲怆之困与穷通精神——从“子路问津”说起》高端文化讲座。本次活动由武汉市新洲区广播电视中心、周南文化沙龙等共同承办，新洲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霍华先主持。
“天相楚黄，万古斯文开道脉；地留辙迹，千秋多士接薪传。”2500多年前，孔子于礼崩乐坏之时，周游列国兼济天下，“子路问津”之典随之在新洲大地弦歌不绝，流韵尚存。是这片土地和人民自古尊孔崇儒、教化有礼，在景仰和膜拜中延续了这段史话？还是圣人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穿越千年的历史迷雾震古烁今？刘建华以学者的渊博和文化创意专家的独特视角，对“子路问津”之典展开了一番别开生面的解读。
何为问津 为何问津
“子路问津”之典，可谓家喻户晓。孔子一行在赴楚国途中，因找不到渡口无法过河，便派大弟子子路向在此隐居的长沮和桀溺请教渡口位置，却招致不解与戏谑。面对迷失的困境，孔子毅然坚定自己的选择。故事中的“问津”，看似仅仅简单地问渡口在哪里，实则“津”亦是“道”。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碰到阻碍前途的“河流”，都会迷失“渡口”。这样的迷失与困境之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子路一样，去“问津”。“津”之所处，道之所在。所谓“问津”，就是“问道”。
长沮和桀溺两位隐士，亦可不看作真实人名，可喻为隐居情境的象征，沮和溺都有浅滩湿地的意思。刘建华进而表示：由此看来，“子路问津”在历史上有无真实发生，或在哪里发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现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处地方，都曾发生、仍在发生，或必将发生。即便是圣人孔子，也有迷失的时候，但迷失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问津”。人生之途多有迷雾困扰，如何选择，需要上下求索。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孔子“问津”和屈原“天问”均以其精神内涵而流传古今。
问津之于学问
所谓学问，顾名思义，就是“以问为学”，学之奥秘在问，也止于问。“问津”之于学问，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是为了对话与交流。真正的学问，既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唯一答案，更不需要终极答案。真正的学问，不是给人以真理，而是给人以寻求真理的可能路径。由此，学问之问，就成了子路“问津”之问。
与《周易》“蒙卦”卦辞所蕴含的恭敬至诚的“占卜法则”同义，“子路问津”问学之道亦是中国治学传统和教育传统的发端，即先有“问”而后有“答”。最早洞见这一启蒙本质的正是孔子。“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一问题，不同的人求答，答案不同；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求问，不同时间地点，答案不同。刘建华笑称：“像孔子这样的教师，如果套用在应试教育中，也许会因给不出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令学生考不上大学。但孔子的教育，本身就不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是为了让学生遵循大学之道，‘止于至善’。这是一种关心天下命运的问学，是名副其实的‘天问’。”
问津之于穷通
子路以渡口在哪儿向长沮和桀溺两位隐士“问津”，却被其以诘问的方式回答：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似答非所问，但从思想智慧的角度，却提出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终极问题。孔子是不幸生于乱世的贤者，他没有选择如伯夷、叔齐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没有选择如柳下惠般“降志辱身”，更没有选择如长沮、桀溺般“隐居放言”，无论进退，唯义是从。一个关心天下命运的天问者，注定了人生的悲苦。
人在乱世，要么避世隐居，要么矢志不渝。哪一种选择更明智、更有价值呢？选择之难，丝毫不亚于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孔子一行迷失渡口，固然是一种困境，但隐居的贤者知道渡口在哪儿却不渡，无论是不愿渡还是不能渡、不许渡，何尝又不是一种困境——渡之不得的寂寥之困。言至于此，刘建华不无感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真正的仁者，而对于一个真正的仁者而言，这个天下世界是清是浊并没有任何关系。世道清白，要更加清白；世道肮脏，更是要清白。”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霍华先建议在座机关干部充分汲取问津精神之时代精髓，放大问津精神的时代效应，为迷失者指点迷津，让困惑者解脱困境。现场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在新洲期间，刘建华还实地考察了问津书院。新洲区区长周耕、副区长叶霞就问津书院建设和新洲文化发展有关问题与刘建华进行了讨论。
（文/吴莉艳 汤靓颖 图/白晓楠）
【湖北日报，20151103期，03版】
|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21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