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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下午，周南文化沙龙第六十七期沙龙活动“公车改革大家谈”主题讨论会在曾卓故居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公车改革第一人”叶青教授担任中心发言人，欧海燕博士主持活动，共有包括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少衡先生、省文明办刘爱国先生、“老战士”报告团副团长毛兰成先生、江城名医高光岩先生等来自社会各界的30余位龙友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
以下是这次讨论会与会嘉宾的主要观点摘要。
叶青教授：
在讲公车改革之前，先来讲讲近期的经济形势。我习惯的讲法是讲几个关键词，再讲三个数据，这样大家可以配合起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关键词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相较于2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市场基础性作用”，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对市场的作用给予了更充分的肯定。今年这几个月来，政府审批减少，市场的作用发挥的越来越好。
第二个关键词是“三个进一步解放”，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地区甚至国家，真正想要改革创新，就离不开这三个进一步解放。第一个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一点是我们历届省领导一直在强调和重视的；第二个是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武汉区位优势明显，科教实力雄厚，社会生产力潜力巨大；第三个是进一步激活和发展社会活力，就是要激活私营企业、民间社团，像我们这个周南文化沙龙也属于范围之内，这些社会组织的活力。
去年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新常态”。我把它分成两部分解读：什么叫新，什么叫常。“新”又分为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改革之新。各种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理念都不同于以往，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去掉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内容，采用新的思路体系。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改革思路之新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二是环境之新。体现在反腐败力度加大，反国企垄断趋势明显，政府审批在明显减少。三是技术之新。新技术推进新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科技主要有三大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空间定位技术，这些都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四是渠道之新。电子商务让制造业产生了彻底的革命，不论你的工厂在哪里，产品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无形的平台上。互联网+商业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常”分为五个方面。一是速度之常。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像以前那么快，大家要习惯7%这样的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十分巨大，今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常态。二是政策之常。李克强总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有高高低低的剧烈变化。三是民生之常。经济发展一定要改善民生。四是生态之常。再也不能破坏生态坏境了。五是文化之常。中国经济的增长要通过文化来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特别重视和推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讲文化又推文化。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件是2013年11月27号他到了曲阜，这表明了一个态度。第二件事是去年的5月15日他在对外友协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四观”，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
去年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今年到现在快过去五个月了，我觉得至少有3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4月14号李克强总理讲的一个概念叫衔接期。就是现在在我们中国新兴的经济力量和传统的经济力量还没有衔接好，新的力量还没有足够强大，传统的力量又在消退，所以就需要把这两股力量衔接好。为什么有的企业家觉得经济形势大不如前，日子不好过了，而我们却看到电子商务却是发展迅猛？原因就在这里。传统经济要转换思维，跟得上经济发展形势，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发展利用纳米、基因、北斗导航定位等新兴科技。第二个关键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5号讲的“三个有利”：有利于改革，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于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最近又出现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新的统战思想。海归成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对他们要特殊对待，给他们提供宽松环境。第二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其实就是和网上那些粉丝上千万的“意见领袖”搞好关系。第三类人就是年轻企业家，“创一代”逐渐到了退休年龄，到了他们接班的高峰期，如何引导他们接好班，用好财富也是统战工作的重点。
大家知道，我推动公车改革捅了马蜂窝，很多层面的人都反对我，包括公车司机、原来有专车的人等，还有一少部分老百姓，因为他们觉得官员就不该再拿车补的钱。因为我是站在最中间的，我可以代表学者、官员、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各种力量在我这形成了一个均衡点，所以我是最适合谈车改的，同时也是得罪人最多的。
以上是我概括的2013年到现在的一些关键词，这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治国理政的创新之处。
另外再讲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增长速度7%，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经济总量很大，这个发展速度是可以接受的；第二是现在处于结构调整期、速度换档期、政策消化期；第三是反腐败，反腐败越厉害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越慢，但是也是很健康的；第四是统计方法改革，会挤掉水分，我们要健康的而不是有水分的GDP。第二个就是股市，有涨有跌，我们单说涨的方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受益于一路一带战略，第二就是为了阻止经济下行，国家肯定会出台提振政策。第三个数字是三千公里的中巴经济走廊，就是修一条从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铁路，同时对沿线进行投资建设。
以上是分析经济形势，下面来讲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分三大块来说。
第一块来讲讲我为什么要推动车改，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是财政学的研究者，就是研究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公车支出是占政府支出很大一部分，“三公”——公车、公费旅游、公费宴请，支出都是很大的。我是从1993年就开始关注公车，当时只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第二个原因是我是民主党派。加入民主党派就是为了提一些批评的意见，虽然有些人不爱听，但是还是要敢说敢做，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一门心思往前走，“成绩不说不会倒，问题不说不得了”，我觉得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我应该为中国的改革贡献自己的思路。第三个原因我是人大代表，现在不是了，是政协委员。不管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都有责任提建议或提案。我要车改是受了吴天祥的影响。我在武昌区工作的时候就经常见到他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接待上访的群众，他还捐款、献血、捐骨髓，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同时也坚定了我车改的信心。我从1992年开始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份责任也倒逼着我提一些建议。第四就是官员的身份。我2003年到统计局上班的第一天就炒掉了我的专车司机，并且跟我们的一把手提出了要车改。我提了一个方案：自购私车，每月补助500，出武汉实报实销，建议双规过渡。这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叶氏车改”。作为一个有专车的官员来谈车让大家看到了决心。第五个原因，我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中国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像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我在大学里面的研究教学离不开传统文化，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叫《孔子的财政思想》。我信奉孔子的一句话——政在节财，孟子也说过政在得民，魏晋思想家傅玄说政在去私。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理财思想体系》，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财政与会计关系史》，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写的是《财政与宏观调控》，也包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宏观调控思想。我给学生上的课是中国财政史、财政思想史。所以说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呼吁公车改革。
第二块讲讲现在公车改革到底做的怎么样。我把整个的过程概括一下。可以说公车改革始于1993年广东东莞的沙田镇。1998年大庆就搞过一次车改，作为一次地级市的车改，在现在来说都不容易。大庆之所以搞车改是因为当地纪委通过调研发现了公车使用的情况令人震惊，公车使用的时间，官员办公事占三分之一，官员办私事占三分之一，司机办私事占三分之一。这种现象其实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国财政支出里面有很多是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这就是大庆车改的主要原因。但是很遗憾大庆车改没有成功，因为主张车改的市长后来调走了。
本世纪初也有一些地方进行过车改的试验，但是成功的不多。2005年杭州进行车改，前后有六年，分为三期，从街道开始，再到区，再到市直机关。杭州车改有很大价值，它是级别最高——副省级城市的车改。它的基本模式是每个单位的车都上缴，一部分拍卖，一部分放在公车服务中心，由政府统一管理和调配使用。杭州车改的特点是钱给的比较多，比这次国家定的标准要高很多，但是仍然比车改前节约了30%。
杭州车改之后是温州车改。温州车改给的钱又比杭州的多，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根据用车量把不同的部门分成三块，每一块又分成九级，根据实际用车量来确定车补的多少。温州车改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就是每个单位先把车补扣下10%集中起来，每个月每人先发90%，等到年底再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支出再从那10%里面对支出多的给予补助，这就缓解了用车量不均衡造成的矛盾。
除了杭州温州以外，广东的车改以惠州最具代表性。惠州车改除了一般性的内容以外，还有一项措施大概是全国唯一的，就是公检法参加车改，这在中央的车改方案里面都没有提及，惠州做到了。比如公安机关不直接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不得使用警车，把空余出来的警车重新分配到基层派出所，充实基层派出所的警车数量。这就是这次车改之前的发展过程。
我从2003年到2012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前后一共九次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公车改革。那么提了这九次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用的。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就是在2011年的3月5号，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进一步推动公车改革。我呼吁公车改革这么多年，终于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上，所以那天我是激动的眼含热泪。2012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写了要深化公车改革，但是没有时间表。2013年开两会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了，那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压缩了5000字，所以没有出现公车改革。所以两会之后我的心情是很郁闷的，但是好消息出现在2013年的11月25号，这一天我是终身难忘，因为这一天有一个重要的条例出台了，就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五部分就是专门讲公车改革的。这是真正以党政机关条例法规的形式确定公车改革。这个条例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公务出行社会化、市场化。
2014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说到启动公车改革。具体怎么启动，在去年7月16号通过央视的一档节目给出了方案。就是科级、处级、局级补贴标准分别是500、800、1300，地方可以适当增加，但不能超过30%，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得超过50%。我之前提的建议是由中央划定范围，科级干部500到1000，处级干部1000到1500，局级干部1500到2000，各地方根据自身财政能力和实际情况在这个范围内浮动。所以这次国家的这个标准跟我的建议的下限是很接近的。我也因此被更多的人骂。
去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党政机关的车改要在两年内完成，2014年中央机关车改，2015年地方车改。然后，2016年到2017年，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完成车改。用四年时间来推动车改。
今年元月份，中央机关开始推行车改，公车拍卖前几天已经进行到第十五场。中央机关一共要卖5000辆车，现在大概卖了一半。中央机关的车改很简单，局级1300，处级800，科级500，都不分正副。大概10天以前，广东的车改方案出台了，这是地方第一个出台车改方案的。广东分8级：正厅级1690，副厅级1500，正处级1000，副处级800，正科级600，副科级450，科员350，科员以下250。广东的作法很可能在全国普遍的效仿。陕西也已经在车改了，但是正式公布的不是很多。
那么车改到底节约多少？广东有个数据是7%。我觉得这个数据相当的保守，以前的说法都是30%。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同，是因为对公车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到底什么叫公车？公车的经费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财政部门的领导说公车经费不超过500亿，那是因为他们只计算了财政部门负责的那部分经费。我估计财政负担的经费只占公车经费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单位自己出的，财政是不管的。单位出的这三分之二的经费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挪过来的，某些领导开的车也有可能是来自灰色地带。除了党政机关的公车以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车也占了很大一块，它们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对公车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司机的钱怎么算？财政部长说的公车经费不包括司机的钱。这是我一直反对的一个观点，在公车经费里面不把司机的钱算进去，这就人为的造成了中国的公车不是很浪费而是很节约的假象。
最后我想讲讲公车改革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我自己说个大胆的话，叫“叶氏车改”加“3510”改变中国。什么叫“3510”呢？就是3公里左右走路，5公里左右骑车，10公里左右再开车或坐地铁。据调查显示在武汉5公里以内还开车出行的占47%。如果大家都按照“3510”来做，那么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堵，也不会有这么多尾气排放，也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叶氏车改”可以改变一些官员的理念，改变官员和政府的形象；“3510”可以让老百姓走起来，动起来，健康起来。这些就可以改变中国。
公车改革的意义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可以取消至少200万的公车司机，同时也能填补公车私用和加油及维修过程中的黑洞。第二个意义是使官员真正从父母官变成公仆。坐豪华车、超标车损害了官员的形象，通过车改可以改变官员的形象。第三就是可以节约大量的财政经费。再者，这也是跟国际接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公车。
那么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公车？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公车相对论。比如一个处级干部在省直机关肯定是没有车的，但是在地级市肯定是有车的；一个科长在地级市肯定是没有车的，但是在县里面肯定是有车的；一个估计干部在县里面肯定是没车的，但是在乡镇里面肯定是有车的；甚至一个村子如果集体经济搞得好，村长都是有车的，有的还是豪车。以前就有报道，每年的村长论坛竟然成了豪车聚会。所以我说公车配备是相对的。
最后，讲一下从去年车改以来，质疑和抵触我的人想从精神上打垮我的一些言论。第一个，说车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习总书记说要车改才改的。我说了那么多年都没用，习总书记说要改就改了，我说的没用。我觉得不管谁说的有用，只要改了就行。第二个，说我上班不好好待在办公室，整天到外面去讲课、作报告，从这个角度讲，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我就跟他解释，我要把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分析告诉这些企业家、官员，湖北的发展才能更快一些。第三个，说我有这么多的社会活动，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上班的时间到底有多少，通过这个方式来指责我。我是这样回答的，我在统计局上班12年，没有因为私人的事情请过一天假。按规定我一年可以带薪休假15天，我一天没休过，正好可以利用这15天去北京开会。平时出差我都选择晚上来回，这样就可以节约一天时间，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最后讲这三点是想能在社会上得到理解，我不是把自己当作两个人来用，是当作三个、四个人来用。
我最后一句话：当多大的官组织上定，做多大的事我自己定，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我为老百姓做事。谢谢大家！
欧海燕博士：
我很敬佩叶教授敢于担当、勇于舍弃既得利益的精神，同时我也是很支持公车改革的。但是公车改革会让公务人员觉得出行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发放车补目的是让公务人员在公车改革后也可以很好的工作，那么目前社会上有木有这种资源来满足这种需求呢？
叶青教授：
取消专车后，确实会给公务人员的工作带来一定情况的不便，但是，比起公车改革带来的资源和资本的节约，这些不便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用车需求是可以通过市场得到满足的。大家现在都很熟悉滴滴、快滴、一号专车、优步等提供的服务，其实它们的“专车”服务一开始就是为了公务人员打造的，我当时就建议它们把“专车”与政府的公车改革同步推行，结果没想到倒是得到了各个消费群体的喜爱和使用。我认为，通过“互联网+”，社会性的、市场性的守规矩的“专车”、拼车服务是可以满足我们的用车需求的。
孙少衡先生：
叶教授2003年第一次在两会上提出公车改革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我是支持叶教授的。从对待公车改革的态度上也可以分辨出某些人到底是当官为民还是当官为己，我看那些反对车改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官为己的。说来说去，我觉得还是黄炎培老先生和毛主席谈过的“兴亡周期律”的问题，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就要接收民主党派和人民的监督。
对公车改革我也提了建议——不能发钱到个人。发钱到个人绝对是个变相的腐败。应该按中央的标准划拨到单位，集中起来，一级管一级，厅长批副厅长，副厅长批处长，以此类推，每月集中核算，按实际花费支出，不能超过国家标准，本年度结余的划归下一年度使用。这样就能防止车补落到个人口袋里去了。而且每个单位都有一部分人是不需要出差的，整天待在办公室，而有些人是经常出差的，他们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但是拿的补贴是一样的，这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说一定要集中管理，不能直接发放到个人。公款接待现在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整改的不彻底。
刘风鸣先生：
我对“叶氏车改”持积极态度，我2011年的时候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评论《一缕春风话车改》。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出台的车改方案是吸取了“叶氏车改”的内内容的。我认为它是过渡性的，也是官民双方暂时可以接受的。同时，我也认为现在的车改方案不够彻底，给个人的经费还是有结余，这些钱就进了个人的口袋。而且，老百姓也不能完全接受，以前是完全没有监督，现在是把原来本该取消花费的钱减少了，是进步，但是还是没有到位。
叶先培先生：
我也是很支持公车改革的，但是怎么感觉车改还没有实行啊。
叶青教授：
我想很多地方可能会在7月1号开始实施。广东已经开始行动了，其它地方可能会跟进。在7月1号之前，省直机关要开始收车、卖车、发补贴。第三季度县市，第四季度乡镇，因为国家要求两年内改完。另外，企事业单位提前到今年，明年一定要结束，也就是提前了一年。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浪费确实是受不了。
高光岩医生：
我觉得“叶氏车改”真的很好，从中医养生学来讲，“叶氏车改”与养生还是个课题。怎么讲呢？一，对叶教授来讲，他度量大，不管你怎么骂，群众欢迎，鼓掌的人多，我就坚持去做。这一点很受人尊重。二，叶教授讲的“3510”跟我们医学又挂钩了。走路好啊，对身体有好处，“高尔夫太贵，长跑太累，太极拳的套路要背，只有走路最实惠”。骑车对健康也有好处，属于有氧运动，还不堵车。不堵车就不怄气，不怄气就不伤肝。经常开车，坐久了，容易肥胖。所以，“叶氏车改”有利于健康，有利于养生，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和谐，有利于节约。就像刚才叶教授点到的，孔子孟子说过“政在节财”“政在得民”，都占到了，所以，“叶氏车改”势在必行，大家都欢迎，不要怕慢，我们都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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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白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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