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觉得中秋节比听讲座更重要，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热心的听众来听我的讲座，谢谢大家！也祝大家中秋快乐！

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我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就是“王蒙的生平与创作”，总题目是“永远的王蒙”。我先把意思大致的说一下，因为王蒙这个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名气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他的生平经历也比较复杂，创作也比较复杂。他1934年出生，现在都整整80岁了，前不久我们在绵阳遇到，他跟我讲，现在他有一句名言，叫明年我将衰老。今年还没有衰老，但是明年我将衰老。他的心态很年轻，身体也很年轻，写作更是笔耕不辍的每天在勤奋的进行着，他一个80岁的老人还在写。所以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永远的王蒙。永远的王蒙不是说他永垂不朽，而是说他无论是在身心方面还是在创作方面永远都保持着青春活力四射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就想讲这样一个人，他一辈子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创作是怎样的一个历史，然后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下王蒙这个人，了解下他这个人的创作。

王蒙他有些比较专业化、学术化的东西会比较枯燥，所以我想把王蒙的生平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讲，把他的历史，他生活的一些事迹以及他的创作来互相映照着讲，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感兴趣一点。

首先，我说一下对王蒙的总体印象上的评价。我个人觉得王蒙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是不可代替的一个作家。前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先生有一个评价，说王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的存在。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从他的经历来看，在座的也有很多老同志，现在我们五十多岁、六十岁左右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是很曲折的，人们评论海瑞罢官，批评海瑞罢官，批判海瑞罢官，最后因为这件事情逐步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对于海瑞罢官的评论、批判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导火线。十年浩劫，这样的一个政治运动就是从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开始的，所以中国当代有一段时期的频繁的政治运动，常常是从文学界开始的，是从对一个作家的批评，是从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批评开始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王蒙几乎经历了这些由文艺界引起的重大的政治运动，比如“反右”，这个我后面会讲到；比如对他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批评。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文艺界种种的引进西方文学，种种的革新，种种的革命，王蒙都是站在潮流中的。在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中，也完整的记录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一部文学的历史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么完整，这么全面，这么系统，这个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很少见到的。如果扩大一点看，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作家身上也很难见到，当然可能有很多作家在创作成就上高于王蒙，但是这么完整的浓缩了一个社会的历史，一个社会文学发展的历史，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王蒙身上的东西比较复杂，加上王蒙性格也是多方面的，所以整个社会对他的研究，包括人们对他的看法、观感、评价也都有方方面面的不同。他自己有一个自我评价，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王蒙自己说的。我念给大家听，说“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因为当年刘心武他们几个搞现代小说的包括王蒙的那篇文章一共五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被称为“放到天上去的五只小风筝”，当时在现代派很引人注意。有人这样评价，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古典。王蒙转述别人的评价，说“王蒙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所以有人说他是幽默的王蒙，有人说他是搞象征主义的王蒙，有人说他是写作上面很荒诞的王蒙，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王蒙，还有人说他是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这个我解释一下，因为以前有一位曾经给夏衍先生当过秘书的女评论家叫李子云，后来在上海工作，现在已经去世了，她对王蒙有一个评价是说王蒙始终有一种少共情节。少共就是少年共产主义者，简称少共，少年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大家都知道是俄国十月革命是的革命派，跟孟什维克是相对立的。说王蒙是少年的布尔斯维克是跟乡愿对立的，乡愿是指基层里面一种比较世故、圆滑的人，说王蒙是很尖酸刻薄的一种人，是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因为王蒙当了文化部长；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因为他跟北京作家们关系很好；是新潮创作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儒；是老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就是写作当中的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王蒙就把人们对他的种种的评价罗列在一起。他自己后来说：“我就像一只大蝴蝶，你抓住了我这只翅膀，你抓不住我那只翅膀，你能抓住我的头，但是你抓不住我的尾巴。也就是说别人对我的评价根本就不到位，别人的这些评价根本就不是我，别人根本无法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判断句来判断我这个很复杂的人。”这段自我评价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也可以很宏观的概括他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个体。因为他很复杂，所以我们在读王蒙的作品的时候，在了解这个作家的时候，也就不应该持一个单一的眼光去看，说王蒙这个人太狡猾了，或者说他太智慧了，或者说他太现实主义了。这都不能说明王蒙，因为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下面我就结合王蒙的生平和创作来讲一些具体的东西。王蒙是河北沧州人，是张之洞的同乡，但是王蒙出生于北京，那时他的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王蒙还有个姐姐叫王洒，他叫王蒙，这两个名字都是有来历的。王洒的名字来自于蒙娜丽洒，蒙娜丽莎最早的翻译不是蒙娜丽莎而是蒙娜丽洒，是他父亲当时的一个叫李长之的室友取的名。李长之是一位很有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有名的。他就把蒙娜丽洒的洒字给了王蒙的姐姐做名字，所以王蒙的姐姐叫王洒。而王蒙的名字则是由他父亲当时的另外一个室友何其芳所取。喜欢诗歌的人都知道，何其芳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很有名气，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很有名的学者，也是很有名的红学家。他跟王蒙的父亲都是哲学系的学生，所以王蒙出生的时候，他就给王蒙取名为王蒙。“蒙”字则是来自于小仲马的著名作品《茶花女》中的那位叫阿芒，也称阿蒙的男主人公，何其芳就把阿蒙给了王蒙作为名字，王蒙最初是叫王阿蒙。但是王蒙的父亲觉得阿猫阿狗是南方人取名的习惯，北方人不太喜欢这样取名，所以就去掉阿字，称王阿蒙为王蒙。

王蒙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教育学。后面我要讲到《活动变人形》这一部长篇小说，基本是按照他父亲的原型来写的。王蒙的父亲学成归国后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校长，但是由于留学回来后很不适应国内的东西，所以没多久就被解聘了。王蒙后来在回忆录里面也讲到他父亲有几个习惯。一个是喜欢跟洋人打交道，不喜欢跟国人打交道，并且很固执的认为人必须昂首挺胸，不能弯腰驼背，每当看到有人弯腰驼背便会痛心疾首，并将问题上升到国民素质、国家兴亡的高度。其次，他父亲很喜欢鼓励人们洗澡，认为每天应至少洗一次澡，最好洗三次澡，因为洗澡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表现。第三，他父亲很喜欢鼓励人们搞体育运动，每当有人说自己去跑步了一次，去爬山了一次，他父亲就会十分高兴。他的父亲满脑子都是西方的东西，行为标准都是按照西方的来，但是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很慢，很多东西学起来很慢，所以他父亲就经常愤世嫉俗，也经常说大话，虽然懂得很多理论，但是实际动手能力很差。王蒙说，他父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借钱很少还，更谈不上按时还钱了，因为当时的生活很困窘，校长的职位丢了以后，就到处打短工，在北大、北师大带过课，也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抗战期间，他还流落到青岛，在青岛一个学校里面担任过一段时间校长，后来这件事成为政治问题。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认识了一个叫李鑫的地下共产党员，李鑫带他去革命区参加了革命，然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正当的职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了一段时间书，到一九八九年才去世。

王蒙的父亲因为其性格原因，是很难融入到当时的社会中去的，所以其整个人生遭遇是很坎坷不平很不理想的。与此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王蒙在很多作品、回忆录中反复讲到他不幸的家庭。王蒙的母亲是一个在中等人家出生的女儿，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学校的校医，所以家境还算不错，他的母亲从小就爱好文学，读了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是一个在思想上追求解放自由、个性鲜明的新女性。但是偏偏嫁给了王蒙的父亲这样一个男人，当时他们恋爱的时候王蒙的父亲还有很多条件和要求。首先，虽然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在婚前必须先看到女孩子的样子，不能胡乱把人家姑娘塞给我做老婆；其次，女孩子必须念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结果王蒙的母亲这两个要求都达到了，后来见面后由于王蒙的父亲身材高大魁梧一表人才，所以王蒙的母亲也很满意。但是俩人结婚后却无法生活，天天吵架。后来王蒙的寡居二姨母、外婆也和他们一起生活，结果王蒙的外婆、妈妈、二姨三个女人每天联合起来对付王蒙的父亲，所以一家人经常吵架，严重的时候还打架。王蒙在回忆录中讲到两件事，一件是一次吵架吵得很厉害，王蒙的二姨母直接把炉子上滚烫的绿豆汤泼到王蒙父亲的身上；还有一件是王蒙的父亲吵架吵不赢，后来没办法就把裤子脱了。因为在王蒙老家的村子里男人跟女人如果斗不赢，就有一个绝活——把裤子一脱，女人就跑了。这么一个曾经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用这种方式了结了这一场纠纷。这样的一个家庭，给小孩心理留下了很多阴影、创伤，所以王蒙从小在这方面养成了很忧郁的性格。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八十多岁的王蒙很阳光、很开朗、很幽默、很风趣，但是在小时候是很忧郁、很多愁善感的，见到风要感叹，见到雨要落泪的这样的一种很敏感忧郁的少年，从王蒙小学、中学的作文里面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少年的心灵是很敏感的。换言之，这就是一颗文学的心。因为如果将来从事文学方面，但是从小却很麻木，只知道吃喝玩乐，这样的人是做不了文学，也不能成为文学家的。所以从小的这种忧郁、敏感的心灵也就给王蒙后来从事文学工作奠定了主体的基础。

王蒙的成长也和很多人一样，中间遇到的一些人会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王蒙的二姨，虽然是一个寡妇，读的书也不多，但是她很爱好文学，兴趣也很广泛，经常教王蒙写字，教他作文，教他造句，教他各种各样的手工，所以培养了王蒙多方面的兴趣，把王蒙那颗本来忧郁、敏感的少年的心用文学的方式唤醒，所以王蒙从小作文很好，而且在作文中很喜欢写长句子，王蒙受二姨的影响很深，所以就逐渐尝试着自己进行文学创作。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尽管王蒙很聪明，跳过很多次级，但是还是不能按部就班的在学校完成学业。学校里面很多学生都参加政治活动，因此王蒙在初中时就认识了一个叫何平的地下党员。何平也经常介绍王蒙去读一些进步书籍，比如当时共产党发行的红色小册子，于是慢慢的他的思想开始左倾，开始倾向革命。后来何平高中毕业后就把王蒙移交给另外的一位地下党员，当时王蒙只有12岁，就开始接触革命。在王蒙14岁还差5天的时候，这位地下党员就在北京正式发展王蒙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没多久解放战争结束，北京和平解放，因为当时很需要有文化的干部，于是王蒙就中断了高中学业，被组织派往北京东四区工作，后来也一直在那里做团的工作，这就是王蒙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这样一段经历。

到了解放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王蒙从解放后到1953年以前，基本就是从事团的工作，有时候是在学校，有时候是在社会，有时候是在工厂，做的最大的干部是工厂团委副书记和东四区团委副书记，在当时十四五岁的年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后来形势又发生变化，战争结束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很多当年的进步青年、革命军人就开始谋划今后的发展，所以很多知识青年就打算考大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王蒙当时也想这样，不能当个职业革命家，因为革命结束后，就没命可革了，所以他就想去考大学，去学建筑专业，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帮助祖国建设国家，但是组织上不同意，说是工作需要，所以他就没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很沮丧。于是他埋藏在心底很久的另外一个理想就开始萌芽了——去写作，去成为文学家。当时苏联很有名的一位叫爱伦堡的作家写过一篇文章叫《谈作家的工作》，就讲作家的工作是怎么回事，类似于今天我们讲的灵魂的工程师，很神圣，很高尚，很美好，很有趣。王蒙从中很受启发，觉得我不能够去考大学，不能实现当建筑工人的理想，那我就来写作。

那个时候写作和今天不同，今天的写作可以公开的写，学生搞创作可能还会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是当时的创作只能偷偷摸摸的搞，不然领导和群众会说你不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领导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在某个会议上批评你，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会觉得你不愿意在本职工作上为革命做贡献，所以才需要偷偷的去写作。当时王蒙一方面是从事团的工作，一方面是在东四区区委会工作，那边摆的有很多政治材料和学习文件，于是他就利用日常生活中一些空白的纸张开始写作，写的是一本叫《青春万岁》的长篇小说。相信可能看过这本小说的人不是很多，但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肯定很多，因为电影中很多演员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文革结束后比较早的时候青年中比较流行的一部电影。

王蒙从1953年就开始埋头写这部作品，他创作的初衷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群像他那样的中学生，怀抱着革命的理想，充满激情、充满热情的去从事革命工作，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后来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祖国的解放，然后解放后他们又有更新的生活在面临他们选择，所以他就写这样一群人在历史转变的关头的情感、思想、人生的转变。大家看到的电影的中心情节基本就是讲这个东西。书里面充满着青春气息，当然也写到有些年轻人在旧时代经历的心灵的沧桑，比如家庭的、个人的、情感的一些挫折，总之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欣欣向上的气氛。所以这个作品写完了一直到1954年先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看了之后，觉得作品写的挺不错，但是却一直没有出版。后来《文汇报》选登了一部分，然后1955年政治运动开始后，这部作品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出版，只是在《文汇报》上登载了一些片段。一直到1979年，他写这部作品26年后，这部作品才正式出版，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后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他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当然，在写这部作品期间，他也写了一些其他作品，都不是很有名，其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就是后来我们说到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这个时期王蒙还经历了他最早的一段恋爱故事。王蒙的夫人叫崔瑞芳，前年去世。崔瑞芳在解放前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也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有革命热情的革命青年，女中学生。解放后也是从事团的工作，也经常去东城区帮忙做团的工作，这样她和王蒙就渐渐的熟悉了，慢慢的俩人就恋爱了。后来中学毕业后，崔瑞芳考上了太原工学院，就去读大学了。由于年轻人谈恋爱总会有各种小矛盾，所以在她读大学时，她和王蒙有一年多失去了联系，后来王蒙就写了部小说，叫《春节》，大体情节就是说，以第一人称写的，“我”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放假回到家看到当年中学的同学很多都做了老师，也有的做了幼师，都间接的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所以自己就觉得很惭愧，不想在家里久待，于是马上就回学校去了。故事大概是和崔瑞芳在太原工学院念书有关。这部作品本来是在北京的一个杂志上发表，杂志社的主编很敬业，找不到作者的联系方式，看到作者说自己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于是就赶到太原去，在太原工学院收发室的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寻找王蒙。由于王蒙在北京，所以没有找到王蒙，然后崔瑞芳看到后就找来作品看，看完后知道作品是王蒙为她写的，于是就开始写信和王蒙联系，俩人关系又重归于好。恋爱一段时间后，俩人就准备结婚了。在俩人准备结婚时，发生了对王蒙影响很大的《组织部新来了个青年人》事件。

 这部作品是王蒙在等待《青春万岁》出版时，想改变自己的心境才写的，不过这本书有很多种叫法，以前叫《组织部新来了个青年人》，现在叫《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在50年代时，我们受苏联影响很深，实行一边倒政策，文学上受苏联的影响也是亦步亦趋，所以王蒙的这部作品基本是按照苏联当时的某个当红作家的写作模式来写的。苏联当时正在流行一种创作的潮流，来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后来中国人称之为干预生活的创作。苏联有段时期是和平主义，生活中很多矛盾都不敢讲出来，只是正面的歌颂，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去世后一段时期还是这样，不敢写生活中的问题，生活中的矛盾，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实际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永远是有阴暗面，有负面的，有矛盾的，有问题的。文学要反映生活，所以这些东西不能视而不见，所以苏联当时有些作家，最早是报告文学作家用文学通讯（现在称报告文学）的形式来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像集体农庄的问题、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当时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国很多作家像后来的作家刘宾雁等都很受影响。王蒙当时是歪打正着就跟这股潮流撞上了，因为当时在青年中有本很流行的书叫《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是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所写，这部小说是一个小长篇，在苏联文学史上并不起眼。书上讲的是，总农艺师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女青年，到了一个拖拉机站工作，她完全按照书本中讲的原则、理论、教条来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处理与领导的关系，但是很明显是行不通的，现实很复杂，书本上的东西很简单，很条理化的，于是就和拖拉机站的站长发生了冲突。后来这本小说被定位于官僚与反官僚主义的小说，而且这个年轻人的理想与热情也正吻合了当时中国的年轻人的那种心态，所以这部作品在当时中国的年轻人中很流行。我小时候在家里也有看到过这本小说，后来丢了，我还懊悔了好多年。王蒙当时读了这部作品后，他有个想法，就是像书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满脑子教条、满脑子理论、满脑子书上的东西是不能解决书上的问题的，即使是反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也不能靠这个东西，因为生活是很复杂的。于是他就想写一部小说来讲生活的复杂性，讲官僚主义本身的复杂性，讲年轻人在生活中实现理想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现实的途径，于是他就写了这部《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主要讲的是一个名叫林震的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组织部报到，碰到一个部长叫刘世吾，是一个老革命。他工作热情很高，工作能力也很强，经验也很丰富，总之什么都很好，但是正因为如此，刘世吾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因为他见得多了，经历的多了，就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来对待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林震对此就很不满意，然后就经常跟他发生冲突。但是在王蒙看来，他觉得刘世吾不是一个简单的官僚主义者，他是一个老资本的革命家，有经验，有能力，见多识广，处理问题老练，其实他是很欣赏他的。正因如此，在这些东西的掩盖下，那种麻木的，冷漠的，无所谓的心态是有害于革命工作的，林震对于这种麻木、冷漠的东西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但是单靠林震这种教条主义、理想主义也是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他想对两边都有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

文学这个东西很奇怪，因为作家的所思所想写出作品读者读完后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与作家最开始的想法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社会处于双百方针贯彻落实期，毛泽东讲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人民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因为解放以后，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是党内还是像今天一样存在很多问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王蒙这本书出版以后，不管作者之前是怎么客观评价，读者都认为林震这个人有冲劲，有勇气，敢于挑战官僚主义，敢于反对官僚主义，就把他定位于一个反官僚主义的小说。当读者说话，评论家定位后，作者就没办法辩解了，因为文学作品就像你生的孩子一样，你把他养大后放到社会上去，别人说他香、说他臭、骂他、抬举他你都管不着。所以王蒙当时也无法去为自己的作品作辩解，赞扬的呼声很高，批评的也很多，而且批评的很严厉。正在这个当头上，“反右”运动开始了，上面就鼓励大家把矛盾、问题都讲出来，如果单位上有人不愿意讲，不敢讲，不想讲的话，领导还得做工作。到了1957年春天，“反右”运动愈演愈烈，王蒙的作品在前期无论是赞扬的还是批评的，都无伤大雅，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到了1957年以后，事态就不一样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在高层发生了很多争论，因为当时毛泽东很关心官僚主义问题，所以很多老资格的作家，如陈其通，当时有部电影叫《万水千山》，就是陈其通写的；还有当时批判《红楼梦》的有两个小人物，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那两个小人物，其中一个叫李希凡，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他们在作品中就很尖锐的讲：你这个作品是反官僚主义的，是不对的。如果你写其他省份有这么严重的官僚主义还可以理解，但是你写的是天子脚下，党中央所在的北京，一个组织部有这么严重的官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这个作者是别有用心的，是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党的组织部门，丑化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就这样来上纲上线。这个从逻辑上讲，当然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觉得他们这个文章写的是不好的，这个批评是不对的，说为什么党中央身边就不能有官僚主义呢？我们党内的王明不就走了机会主义主义路线吗？党内领导人都有，为什党中央身边就不能有这样的问题呢？而且还批评李希凡，说他现在吃了党饭了，当了党员干部了，就反过来压制小人物，而且还要《人民日报》把李希凡调出去工作，不要他在编辑部工作了，要他到下面锻炼一下，于是就把李希凡调出去了。所以毛泽东整体上是支持王蒙反官僚主义的。而且他还在不同的场合明确地讲讲了这个问题，大概有五六次，他说王蒙又不是我的儿女亲家，跟我又没什么关系，但是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把这部作品定为反官僚主义作品。照这么说来，毛主席都发了话，在“反右”斗争中，王蒙是不应该当右派的。但是王蒙当时有一半是北京团市委的干部，另一半是处于作家协会的作家，所以受到两边的管制，但两边的干部碍于毛主席对他的支持，就没人敢把他划分为右派。

据有关材料披露，而且在王蒙的回忆录中也得到了证实，说是周扬同志拍板把他划为右派，于是在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后，王蒙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王蒙自己讲到，给我戴帽子还是很客气的，因为当时其他作家如刘宾雁、刘绍棠等被戴帽子开大型批判会，然后再宣布戴帽。给王蒙戴帽子时只有五个人开了一个很小的会，不疼不痒的，但是帽子已经戴上了。后来，“右派”就属于“黑五类”分子，不仅影响自己，还影响家人，甚至影响子孙万代的。但是当时划右派之初，有些人是很淡薄不当回事的，后来才发现这个帽子是很沉重的。王蒙当时既不高兴，也不沮丧，就这么不轻不重不咸不淡的给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党籍是被开除了，在等待处理期间，他已经被下放到北京少年宫工地上去劳动了。后来正式被戴上帽子后，就被下放到离北京大概有一百里左右的一个地方从事体力劳动，砸石头，后来又换到了另一个山沟里劳动。由于他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到1961年，他就正式被摘了帽。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摘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虽然组织上换了一种说法，档案中也把右派去掉了，但是老百姓、社会以及政治部门还是用看待右派的眼光来看待你。但是王蒙是幸运的，他在被摘帽以后，就被以前参加革命时的一个领导安排了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去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当老师，所以他就在那儿开始了新的生活。大概教了一年多的书，当时他教的很多弟子，现在在文艺界还是很有名的评论家。然后一直到1963年，这期间他都没怎么写作，在北京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有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北方的雪》的赏析，那期间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当时的环境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有名的作品。

1963年时，中国文联在西山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学界作家们要深入生活、文学界的问题之类的东西，然后也通知王蒙去了。他去了之后就和新疆自治区文联几个领导坐在一起，那些领导就讲新疆多么好，新疆多么需要人，王蒙当时一想，我在这里不死不活的当个老师，既不能放开了写作，也不能发挥我的才能、特长，我还不如离开这里。于是王蒙就问他们那边还要不要人，那边领导就说，如果你来，我们当然欢迎。然后王蒙立马就跟他的夫人崔瑞芳打电话说：“我们到新疆去好不好？”然后崔瑞芳脑子还没转过来就答应了说，好啊。然后新疆那边就立马帮他们把手续办了，他就调离了北京，然后他们全家人在1963年就稀里哗啦的到了乌鲁木齐。

由于后来很多人，很多读者，很多学者，很多评论家，很多文学史家对这段历史缺少基本的了解，所以就说是王蒙是划分成右派后被流放到了新疆，于是划右派和到新疆这两件事情变成了直线因果关系，而是说是因为当右派，所以被流放到新疆。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在那种情况下，王蒙已经摘了右派的帽子，在正常工作的单位主动要求去新疆工作，因为在北京他感到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能把自己的创作充分的展开，所以他要求去新疆。

到新疆后，他被安排在新疆文艺编辑部当一名普通编辑，在那里他开始写作，开始写报告文学，比如《红旗似火》，又开始恢复了创作的心态，开始了创作的计划。自治区当时一些文艺界的人对他很客气，给他的待遇、安排都很不错，也给他的夫人安排在中学教书。但是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大概1964年有一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名称上看很文雅，但是实际上是“四清”运动，有点像今天的反腐败运动。“四清”当中，包括清经济，清阶级，清理阶级队伍，只要队伍中有杂质都要清理出去。当时在新疆有人提出，王蒙虽然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还是右派，这样的右派分子在我们这儿工作合适吗？我们是党的喉舌，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搞这么一个右派分子在我们这儿，而且右派的文章能在我们党的文艺期刊上发表吗？大家的意见也很大，而且运动越搞越激烈，因为四清运动也是党内一场比较激烈的斗争。这样王蒙在那边就不好呆下去了，也无法创作了，他写的作品原来可以发表，但是群众意见一起来就不敢发表了。那到底怎么处理王蒙这个人呢？紧接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新疆文联的领导一想，王蒙是我们主动接收过来的，他主动主动要求要过来，我们也是主动接收了，又不是硬塞给我们的。接收过来现在不用人家不说，还不知道该拿人家怎么办，如果退回去吧，又没人要，如果不退放在这里又不能用，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还是很聪明很有政治智慧的，说我们可以搞一个政策叫做蹲点下放，把他下放到地方去，下放到基层去。一方面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即当时提出的“三同”，这是当时机关干部跟群众结合的一种途径；另外一方面，就算有人想批判王蒙，想找他的茬，也找不着人，就说派他去改造思想去了，正好两全其美。结果这么一讲，自治区也同意，文联也同意，就把他安排到了新疆一个很美的地方——伊犁。

伊犁有一片棉产区，于是就把王蒙下放到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一小队，在小队里面就找了一个叫阿卜杜拉的维族老汉，老汉家里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人生活，于是就把王蒙安插在他家里。他们家有一个大概六平方米的小库房，这个小库房就给王蒙当住所了。王蒙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而且后来他开始学习维语。他在语言方面有特别的天分，胆子也特别大，他下放后开始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和当地的汉族人士交流，不能跟当地的老百姓讲汉话，这样一来他就开始发奋学维语。他父亲从北京找了一些很基础的课本寄给他，然后他就一点一点的学，听维语广播，到后来他在家里练维语的时候老百姓从院子外面听到还以为这是乌鲁木齐的维语广播，然后完全就没交流障碍了，比当地人还当地人。所以当地有什么结婚喜宴之类的就请他去参加，他就发表一些祝词，当地人都很喜欢他。他搬进小库房那一天，有燕子飞进去，维族人认为有燕子到家里去，说明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阿卜杜拉老夫妇就说，你这么好的一个人，你住在这儿不合适，你搬到我的正房来我们一起住，所以他就和他们住在了一起。他在那儿大概住了有六年时间，后来还被选为红旗公社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所以现在王蒙过去新疆那里，那边的老维族见到他就叫他王大队、王队长。因为维族人叫“王蒙”很少能叫得清楚，很多都叫成了“王民”。

后来他就把他的爱人孩子都接去了。王蒙前后生了三个孩子，由于那几年在山沟里打石头的时候连续生了两个孩子，所以俩孩子一个叫王石，一个叫王山，到伊犁后生了个女儿，叫王伊欢——伊犁的欢乐。他们在那边住的房子条件很差，但是每天晚上可以听喝醉的维族人唱歌，可以看维族夫妇吵架，日子过得很平民化，也很滋润，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不能写作。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蒙就完全被人们忘记了，自治区文联也根本不记得我们这儿还有个人叫王蒙，说曾经把他弄到伊犁下放的人也不记得。但是扣工资的有一个人记得，有一年莫名其妙他的工资单上就没有工资了，说是被扣发了，也不讲理由。在那儿呆了六七年的时间，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他说，你老这样也不行，因为他在那儿学会了烟酒茶。他以前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在那儿学会了抽烟喝酒喝茶。当时经济条件很有限，所以就抽那种很劣质的烟，有时候也学维族人卷烟抽，喝酒经常喝的醉醺醺的。维族人很豪放，有一次他们生产大队的会计见到王蒙说：王蒙下来下来！就把王蒙从自行车上拉下来。王蒙就问，干什么？会计说喝酒。于是那个维族会计就去拿了一瓶酒，然后王蒙把自行车上的铃铛解下来当酒杯，俩人就在路边喝起来了。王蒙每次喝的醉醺醺的后，自己提醒自己说千万要小心不能撞到树，结果还是经常撞到树。他还和住在小院里的工人学会了打麻将，没有麻将的时候，那个心灵手巧的汉族工人夫妇就自己制作了土麻将，每天就搞这些事。崔瑞芳说，你这样也不是个事儿，然后自己还找出一副理论来说不写作好，不写作心里闲，长寿。他写的这篇文章现在还查得到的。崔瑞芳说，毕竟你曾经是一个当红的作家，现在却在这里浪费精力，你这样是不对的，而且你这样活的不明不白的也不行，所以你还是回去到文联去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于是王蒙就这样不请自到的从伊犁跑回到乌鲁木齐去问文联，到文联后，文联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王蒙啊，我是原来编辑部的编辑啊。文联说，哦，你还在啊！然后一查发现他的工资是按月被扣了，扣工资的理由也许是觉得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就把工资给他扣了。然后回去后正好赶上五七干校，干部下放，正好回来了名单里添上一个人，就随着大家到五七干校去了。到五七干校是劳动，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很艰苦的，在那儿无非是劳动、吃饭、睡觉，每天也无所事事，就那样混了一些日子。后来到五七干校解散、干部归队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乌鲁木齐，在文化局工作。在那里工作也不是很重用他，有一次搞什么运动派干部下乡去，他还很高兴，结果临出发时，上面说有三个人不能去，其中一个就是王蒙，说王蒙这个人有问题，于是王蒙就没去。在写作上，凡是他参加写作的剧本不能写他的名字，人家开会讨论什么的他也不能参加，反正是很受排挤。就这么混了一段时间，然后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

王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没有经受什么大的冲击，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王蒙写的关于新疆的文章，他除了写热爱新疆，写跟新疆老百姓学语言的鱼水之情这样一种关系，新疆的风土人情之外，看不到多少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惨痛的经历，因为他本身就没怎么经历过。他仅仅有过的几次有惊无险分别是：其一，曾经有一家新疆人跟邻居吵架，说他们家鱼塘的鱼被毒死了，就说是邻居下的毒，因为邻居曾经跟他们家闹过矛盾，王蒙作为大队长就去劝解，说不会是他邻居家毒死的，结果那户人家就记恨他；另外一次也是类似的事情，结果这两个人就贴大字报，说王蒙是大右派之类的，后来上面一解释也就没什么了。还有一次新疆乌鲁木齐有个学生组织下文件说王蒙是个大右派，不能再拿工资了，你们要把他工资给他扣下来。当地居委会就想，我们凭什么受你们这些学生娃娃指挥，我们是伊犁市红旗公社的一级组织，你们是乌鲁木齐的造反组织，我们跟你们没关系，不予理睬。就这几次有惊无险，其他没什么惊险，所以他基本就没有像内地人经历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惨痛的过程。而且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革命完全是时间仗，总比内地要慢一拍两拍，另外它的政策方面要宽松的多，所以文化革命这种惨痛的经历王蒙基本上就没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蒙就开始在新疆写作，不过那个时期写作的没有什么大的好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叫《这边风景》的长篇小说。这是在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文艺界有些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领导怕浪费他的才华，就给他了一个创作假，让他在家里进行创作，他就写了这篇作品，反映的是“四清”运动时期新疆的生产劳动生活的故事，比较概念化，也比较受当地创作风气的影响，不是很好的作品。这个作品当时发表了一部分，剩下的放在那里就不记得了，到后来王蒙很红了，这种作品就忽略不计了。前年，他的妻子崔瑞芳去世的前两天，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在家里收拾旧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箱子，一打开里面是一箱子手稿，是《这边风景》的手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可以拿去发表，但是王蒙就不敢发表，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信心。去年，他的大儿媳跟我说，於老师，多亏了你的书。因为我在写我的著作的时候，在我的书里有对王蒙那篇作品的一些评价和分析。她说，我把这一段念给老爷子听，老爷子最终还是同意把这些手稿拿去再版，然后就自己花钱出版，还在北京还搞了一个很大的讨论会，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回头看虽然是有一些政治化的痕迹，不过总体上还是显示了王蒙的写作才华。我觉得五十岁以上的同志们看这本书还是看得进去的，而且很有趣，讲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还是很好看的，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后来王蒙的问题彻底解决，平反、恢复党籍，也把他调回到北京市文联做专业作家，他是在那个时候回到北京的。在那之前他写过一篇作品叫《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用一种幽默讽刺的笔调写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新疆种种可笑的人和事。当时很多读者和文艺界的人看了后就说，王蒙又回来了，意思是说他的创作才华又开始恢复了，就很重视他。后来随着政策的落实，王蒙被平反后就调回到北京开始潜心创作，也创作出了很多作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蒙的一些状况。

王蒙以后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步步高，没什么挫折，王蒙在一九八五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86年7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所以基本上他就一路顺风顺雨没什么故事可讲了，也与他的创作的一些经历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下面就想换一种讲法，就把王蒙回归文坛复出文坛以后他创作的一些主要作品分类给大家介绍一下，便于大家去读王蒙的作品，了解王蒙的作品。

王蒙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复出文坛他的创作有一个爆发期，基本上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大概最后的界限就是他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前后。他创作有一个部分是反思历史，这是他创作的一个主要基调，因为这个时期创作整体是从伤痕文学开始，暴露文化大革命中灵魂和肉体的创伤，像《班主任》之类的作品就是这样。但是在伤痕文学中基本找不到王蒙很典型的代表作，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在边陲之地，在那里王蒙本身遭遇就舒缓一点，时间上面比较滞后一点，所以他没有多少这种惨痛的经历，在伤痕文学中也基本上没有能够体现这方面东西的作品。王蒙着重进行创作的是紧接着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反思历史是王蒙的重头戏。他反思有两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反思自己的革命历史，重建自己的革命信念。因为前面讲到王蒙这么年轻就参加革命，有很坚定的革命信仰，即使后来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挫折，这个信仰也像屈原一样九死未悔，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心里还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蜕变。比如他的中篇小说《布礼》，主要讲的是一个叫钟亦成的主人公，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讲王蒙自己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然后受到挫折，自己如何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受到挫折后如何始终没有改悔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部比较心理化的小说。《布礼》是他比较完整的反思自己，重建革命信念的一部作品，虽然社会性不是很强，但是也是那一代人的一种经历，所以当时影响比较大。

另外一部作品叫做《蝴蝶》，是取的庄生梦蝶的故事。有古诗就叫庄生晓梦迷蝴蝶，说的是庄子睡觉时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然后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还是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这个和学术界当时正在讨论的马克思早期的一个概念“异化”刚好有点暗合。因为异化也是自己的创造物变成了压迫或者控制自己的对象或异己的东西，王蒙的小说刚好也有这个意思。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叫张思远的老干部，年轻的时候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叫他老张头，后来当部长后群众叫他张部长。一旦从老张头变成张部长后他就远离了群众，成了群众头上的官老爷。然后文化大革命后经历了种种挫折就回到群众当中去了，后来又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张部长回去后寻找老张头，即寻找自我，寻找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问题，最后连他儿子都不愿意跟他走，连他心里爱的一个女医生也不愿意跟他走。你到北京当官我们不愿意跟他一起去享福，不愿意占你的光，我们是普通群众，如果你心里还系着我们的话，你应该当一个全心全意为我们谋福利的官。这部小说就是讲张思远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从异化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有很多人当官做老爷，远离群众有特权，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以后，他们回到了群众当中，经受了一种蜕变，一种炼狱的洗礼，反思自己，这是一个带反思性很强的的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类似的作品还有一部《杂色》和一部《相见时难》，所以王蒙这个期间的作品创作重心是在反思历史，包括个人的革命经历，以及干部们对历史的反思，这时期的创作也是当时比较引人注意的。

王蒙在创作上是始终不甘循规蹈矩的这样一个作家，总是在创新，总是在探索，而文化革命以后的探索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恢复以前的现实主义。从五四以后，中国小说的潮流主要受现实主义影响比较深，19世纪西方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到了4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受政治影响，变成了一种工具，变得越来越刻板，像照相似的。比如赵树理是现实主义的大作家，但是现在去读他的很多作品就会觉得有些刻板。比如写一个农村姑娘走过来，先是远处，看不到面相，就写一个模糊的影子，苗条的身材，然后慢慢地走近，看到她绑着一对大辫子，身上的花、衣服的颜色也看得见，然后再走近看到她的面相，然后从你身边走过，一阵风吹过，然后就看到两个大辫梢子一卷，大门吱呀一声关上，那姑娘就远了。这种写法很生动，技巧确实很高超，但是确实也是比较笨拙的，因为小说家把一个人物这样写下来是一件很要命是事情。现实主义后来变得很刻板，生活中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就拿照相机把他拍下来写到作品中去，所以文化革命结束后很多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是很不愿意再重复这种机械的、刻板的现实主义。那么就有种种的变通办法，王蒙的变化在于把现实主义中被丢掉的心理这一块儿捡起来，因为以前的现实主义只写外在的行动语言，不写人的心理活动。你看50年代那些革命小说，都没有多少人的心理活动，人的心理都很简单的，要是碰到问题了好办，拿着毛主席的著作一念就解决了。你看看我们以前看过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一碰到困难主人公就拿《论持久战》来看一下，看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就是把人的各种复杂的矛盾的各种心理都省略掉了，只写外在的语言行动。所以王蒙就把这个本来是现实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重新捡起来了。因为以前俄国有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他就讲到心理现实主义也是现实主义，王蒙就受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启发，把人的心理活动也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他的人物都有很多心理上的描写。他甚至写过一系列的小说，像《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深的湖》等，基本都是写人的意识活动、心理活动，以这个为流程来构建小说。他将心理因素引进现实主义中来，改善现实主义，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实验，所以后来有人说王蒙是受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把王蒙叫做中国的意识流作家。这个说法不准确的，因为王蒙再三说，我写的不是意识流小说，我只是恢复了以前现实主义中被忽略的被丢掉的心理描写这些东西，所以王蒙的小说始终是站在重建现实主义这样的一个潮流前面。从这以后，王蒙就开始更大规模的实验，他的作品里面包含了象征、隐喻、荒诞这些东西，这里面有一部比较值得重视的长篇小说，叫《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基本是以他父亲的经历为背景来写的，写的是一个叫倪吾诚（谐音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满脑子西洋文明，到中国后又不适应故国的文化等一些现实的东西，然后又无法改变，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下的一个人物。活动变人形是日本的一种玩具，有点像魔方，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人的形象或者是脸相。他就把倪吾诚写成这样一个人物，基本是他父亲的真实写照，连很多细节都一模一样，包括吵架泼绿豆汤都被原封不动的搬到小说里来了。这部小说中大量的采用了象征、隐喻、荒诞的手法，是王蒙在长篇里面比较自由的运用西方各种写作技巧的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可惜这部作品当时没有得到矛盾文学奖，我个人觉得是一种遗憾，应该是完全能够得茅盾文学奖的，以上的便是王蒙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些写作。

那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王蒙的写作就更广泛了，因为他后来当文化部长了，那段时间虽然也在写作，但是不再专注于小说。他作为部长，作为一个文化干部频繁的出访，他还要代表政府、代表文化部说话，所以就写了很多言论性的东西，也有写散文和诗歌，什么都写，写的比较杂乱一点，像前期那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多，但是量很大。后来王蒙在辞去文化部长后他的有部作品是值得一提的，叫《坚硬的稀粥》，这是一个短篇小说，这部小说还引起一场官司。这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讲西藏人来到北京吃早点吃来吃去就是稀饭。但是王蒙想从反面来理解这句话，稀饭虽然是稀的，但是它是坚硬的永久的，他就是讲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很困难，这只是一个很生活化的故事。但是后来有人就说他这是攻击改革开放，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也不好辩驳，王蒙还起诉了这件事，但是结果却不了了之，上面既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支持王蒙。这是一部具有象征和隐喻的小说，我觉得它的内涵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习惯，包括社会性，包括各种东西，它要想改变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他写的这么一部带有象征含义的小说。

后来王蒙在晚年虽然也写小说，但是他主要的精力在一个系列作品上，这个是我要重点提一下的，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他有一个季节系列小说，一共加起来有五部，第一部叫做《恋爱的季节》，第二部叫《失恋的季节》，第三部叫《踌躇的季节》，第四部叫《狂欢的季节》，最后季节写完了还有一部叫《青狐》。我觉得他在后期最主要的是他这几个季节系列的作品，这个作品基本上有王蒙自己的影子，带有自传性质。那个主人公叫钱文，钱文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早期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因为“反右”斗争受到挫折，后来劳动改造，再后来复出文坛这一系列的故事。虽然不完全是王蒙的事情，但基本就是王蒙人生的一个缩影，通过季节系列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概括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心中历程。这部小说我认为是很伟大的，那里面讲到的有些东西我在国外讲学时也讲过，我说你要读懂中国知识分子，你不能把西方法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拿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你也不能把俄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拿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俄国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那一批知识分子是民粹主义者，他们有很强烈的道德意识，很强烈的为民众呼喊的意识、理念。法国知识分子很关心公共事务，对社会都有很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些都不能拿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能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像士大夫那样的一种高雅、飘逸之类的东西来看现代的知识分子。你要读懂中国当当代知识分子，你去看看王蒙的季节系列，他的系列系列是非常真实，非常完整的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你看我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好好的求学上进，成绩很好，各方面很优秀，不管怎样至少是个好人，但是有一天有人说你不光是个坏人，还是个坏透顶的人，把你打成右派分子，没有任何来由，你也没做错什么坏事，一直都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但就是把你打成右派分子，把你弄的家破人亡、死去活来，但是有一天突然又跟你说你不是右派分子，你没有做错什么，你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你会怎么想？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经历？俄国知识分子十二月党人有这样的经历吗？没有。法国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经历吗？没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经历吗？没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你不了解这段历史，你永远读不懂中国知识分子。还比如说，你无端的被说是坏人以后，你还得马上承认自己是坏人，而且还要反复找自己坏在什么地方，就算没有，你也必须找点坏的东西出来，因为你要把那些找出来批判自己，检查自己批判自己把自己骂的死去活来。他书里面写的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劳动改造时他们住在老乡家里，每天白天打石头累得要死晚上回来吃完饭后还要开批判会。先是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骂的狗血淋头，然后听别人批判你，又把你骂的一片狗血淋头，反正不断的进行自我批判，听别人批判。吵得革命老乡睡不着觉，老乡就很烦，起来骂他们说，你们吃饱了撑的！政府给你们每月上百块的工资，你们吃饱了不好好干活不好好睡觉，整天没事折腾自己。老乡的骂是对的，但是这帮知识分子每天自我批判和接受别人批判也是很真诚的，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前提：我没罪。我本来没犯什么错，但是别人说我有罪我还要自己找出自己的罪行来批判自己，这种心态是很畸形的，从今天来看是不能理解的，但是那个年代是很真实的。所以说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你怎么能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理解这么一代人经历过的生活，你不能理解的。所以这是我认为王蒙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反映最深刻的一个系列作品，这个作品我觉得是值得大家一看的，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系列作品的。这就是王蒙后期创作最重要的东西，这四个季节系列包括一部《青狐》一共有五部。

王蒙后期创作主要转向研究老子，庄子。因为他本来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很喜欢学习研究，比如王蒙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很别具一格的，王蒙对李商隐的研究也是别具一格的。他最近写了大量研究老子的书，研究庄子的书，在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作品都把他的人生智慧，把他的这样一种写作的智慧，都凝聚在对于古代哲学，古代人物的阐释当中，读完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他还有一部很古怪的作品叫《中国天机》，都说天机不可泄露，他用自己人生中经历的政治问题把各个时期政治上所谓的天机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中央有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这个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很值得读的。

总之王蒙这个人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你说他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在某些场合唱歌很有激情，像年轻人一样。在他当文化部长期间，有次在阿拉伯国家用阿拉伯语发言了半个小时，在这之前他并没有学过阿拉伯语，仅仅是演讲之前别人用写好的稿子给他短暂的辅导了一下，他居然在这么官方的正式的场合拿着稿子用阿拉伯语念下来了，赢得场下一片掌声。他在跟维吾尔族人打交道时，主动要求用维语讲，他的维语水平到了一种当地维族干部都觉得自己讲不到的地步。他这种人，这种智慧，这种才能，这种记忆，这种高超的能力，确实是很罕见的。我觉得王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