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提问：

刘老师好！我是一名大学生，非常喜欢读书。各式各样的小说还有文学著作都十分喜欢，今天的主题是《当故事告诉现实》，那么请问：当我们把故事读懂了，是否我们现实能够生活得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后面这个半截话是“遇到拼爹的人”，如果说《水浒传》里面说，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但是为什么又说偏偏不唱《好汉歌》，请老师回答两个问题。谢谢！

    刘震云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观众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故事告诉了现实什么的观点和意见）知道了。肯定读了这些故事你会更加清醒的和更加清楚的认识现实，这是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另外的话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是连着在，就是干爹的事。看了《水浒》的干爹，是不是你就想到现在的干爹？是不是你能想到现在的爹？能不能想到现在的亲爹和亲干爹？我们这么多国企，国企在体制改革的时候，那么多钱流到了谁家？或许是最赚钱的行业。你懂的。

    观众提问：

刘老师您好，很荣举今天能到这里听您讲座。就你刚刚讲到关于《水浒》的官府权威这个话题，也是跟您今天的主题“林冲遇到的拼爹的人”是相关的，我就想问一下刘老师：您对于官府权威和公民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待的呢？

    刘震云回答：

我们这个民族，自从有了人群组织、生活组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后，这个有形的这种组织已经有二千多年了。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为什么我们的办法是不断地在重复？这些办法在历史上证明是不行的，但是这办法仍然在用。有时候看似是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事，更反应的是一个民族的困惑的事。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GPD目前是世界第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有钱的了。世界上的奢侈品店不管在任何角落都是靠中国人在支撑，你一进去的话，首先有中文的导购员。不缺钱，不缺人，中国人到底缺什么啊？缺远见。你要是看北京、上海、广州跟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和首尔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城市的角落和乡村，才能知道这个最有钱最有人的国家跟人家的差距还有多么大。当飞机在欧洲北美，包括日本、韩国降落的时候，人家的农村是锦锈河山。我们的农村村庄现在都被垃圾包围着，没有一条河水是不被污染的。

修一条路，前一年修的路，第二年一定要扒开再看一看，一定是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下什么宝贝（鼓掌）。一座桥寿命才有20年，这证明这个民族的目光只能看20年。法国巴黎用的下水道可是19世纪的下水道。看到变化很快，整个城市都在挖，有时候我就不好说。

我们需要伟大的政治家，我们也需要伟大的知识分子。从孔子一直到现在，中国没有产生像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孔子说的都是家长里短，从来没有上升到对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政治形态的这种研究。老子也说的是一个人应该怎么做。因为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他不但应该看到这个民族的过去，看到它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未来。你整天在大学里的研究机构里、在书房里、在湖北图书馆里面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你在干什么？应该有一个目光如炬的人，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否则将来这个民族吃亏的时候是会有。

日本人很坏，从1942年包括整个的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但是大家去过日本都知道，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办事认真的程度跟我们中国人真是不一样，你看日本人任何一个机场的警察，或是门口的保安，真是站有站相，所有的服装特别的整洁。你随便到我们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门口，你看看咱们的门卫，就歪戴个帽子靠在墙上在抽烟，就是它反映一个民族办事的怪现象。他的习惯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都应该是在湖北图书馆大家思考的问题。谢谢！

    观众提问：

刘老师，您好！今天是专程来听您讲座的。原来以为您会穿中式服装，因为在看您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扉页上您是穿着中式服装。忽然有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记得曾经看您的书，您曾经提过，您说的像您身边那些普通人，小农也好，或是那些修鞋匠，还有就是您爱吃的河南面条的那些下面的人，您现在跟他们还有一些接触吗？因为您的小说里面写了很多的小人物，你觉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第二个，在我的印象里，“我奶奶”，就是刘老师的奶奶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小人物。如果奶奶要是还在的话，您觉得奶奶愿意跟我们说哪些话？谢谢您！

    刘震云回答：

我从来不觉得卖菜的、钉鞋的是小人物（鼓掌）。中国近三十年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为什么被我们每天中纪委揪出来的贪官，动辄是几千万上亿的贪污，我们还有这么多钱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经济价值和剩余价值是谁创造的？那当然肯定不会是贪官创造的吧，不就是这些卖菜的、钉鞋的，在建筑工地上，我们好多湖北的和河南的那些民工创造出来的吗？我们把他的剩余价值，因为中国人多嘛，把他们的汗水和剩余价值都接下来，不就汇入江河，不就是中国目前好像很有钱的样子吗？这些钱就是从我们村里、我表哥、我表弟、我侄子他们身上刮下来的（鼓掌）。如果中国有强大的话，这强大在他们身上。

另外一个问题，我外祖母是93年去世的，哦，是95年，也19年了。我外祖母不识字，但是不识字的人他未必就没见识，识字的人未必有见识，识字和文化是两回事。有知识未必有文化，不识字也未必没有文化。去年北大新生开学的时候，而且招生是几万人，就是让我去作为校友说几句，我说行。我说你们进北大，你们知道北大产生过什么人吗？产生过像严复、康有为、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五四”先贤的人啊，这是产生科学和民主的地方。我说你进北大的话呢，基本上是记忆力比较好，中国是个应试考试的国家，但不证明你们的眼睛好。我觉得是不是还是上大学的时候要锻炼，放宽和放深自己的眼睛。我说北大业已不是以前的北大了，当时校长都在，我就拜托这个校长和他们的党委书记，我说你们要擦亮北大这盏灯。它过去是，它确实是民族的，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现在都产生什么人？前年出的丑闻，说是什么教授在调戏餐厅的服务员。我说这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干的事吗？他们在考虑的是民族的未来。

现在回到我外祖母的身上来。我外祖母不识字，她一辈子干的工作，是给地主扛长工。但她在我们这个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别的明星是靠演电影，我外祖母就是靠干庄稼活。她个头不到1.6米，才1.5米多，但是在东家割麦子的时候——大家知道武汉有个长江，我们河南有条黄河啊，黄河的河滩上麦趟子特别长，两公里——割麦子的时候在东家的话所有的长工得有一个人，就是领头把镰。就好像我们那个乐器，不是有首席的提琴手是一样的吗？那东家的长工里边彪形大汉十几条，第一提琴手一定是我外祖母。两公里的麦趟子，她割到地的尽头的时候，所有的彪形大汉只能割到地的一半，而且我外祖母割过去的麦趟子特别的整齐，所有的麦捆都打得很齐整，其它的都太毛糙了。所以我外祖母如果从一个东家转会到另外一个东家，这在我们当地有特别大的新闻，就跟里瓦尔多转会是一样的，转会费也非常高啊。她转会到另一个东家，东家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啊？这个老掌柜就会拄着拐杖到外祖母面前说：嫂子，求您一件事。说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谁说这个扛长工是个小人物啊？谁说东家是大人物啊？东家现在是求长工啊。我外祖母真是落落大方：什么事？说吧。他说能不能让我儿子认到你跟前当你干儿子，这个跟高俅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我小的时候我发现我外祖母的干儿子特别多，都是地主家的儿子。外祖母生前有次春节炉边谈话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你割到麦子尽头的时候，一米八的人才能割到地的一半？她说：很简单啊，再长的麦趟子，我只要弯下腰来，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回，就想直第二回，接着要直第二十回。她说这是我同其他人的区别。这是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啊（鼓掌）。

93年的时候，有两个德国汉学家，翻译我书的，非要到我们村去看一看，那个时候我外祖母还在。汉学家会说汉语，见到我外祖母，一场话谈下来，两个德国汉学家说什么？我知道了什么叫大国风度。这两个德国鬼子见了我外祖母，我外祖母端坐在太师椅上：你们从哪来的啊？这个问题很根本啊。两个人说德国。外祖母指着那个高个子：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啊？他说我住在德国的北方，慕尼黑。你呢？南方。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这都是最根本的，黑格尔提出来的哲学问题，被我外祖母又重新提出来了。这个高个子是我的好朋友，他很幽默嘛。他说姥姥，我们俩是赶集认识的。行，赶集认识的行啊。接着突然转向了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啊？（鼓掌）两个人有点懵。他们说姥姥我们没搞。我外祖母拍着这个椅子背，说：毛主席要搞，你们为什么不搞？两人又想了想，商量商量，一个人说：姥姥，是这样的。第一呢，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太重了。第二呢，是德国人呢也有点笨，所以都没听懂。外祖母听他说没听懂，就说那就算了。接着就转到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德国一个人话划多少地啊？这些汉学家汉语再好，他也弄不清这个计量单位，亩和分他搞不清楚：八分。我外祖母特别着急，她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拄着拐棍，我那个高个子朋友一米九多，围着他转了一圈：孩子啊，你吃不饱啊。（鼓掌）接下来这个德国人说：吃得饱啊，比中国人吃得好啊。突然想到，他说：姥姥，错了。是我的错误，不是八分，是八亩。中国人一个人划多少地？平均下来也就是一亩多。外祖母又着急了，站起来拄着拐杖又转了一圈：你媳妇受累了。（鼓掌）比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好点。外交部发言人我看每天都是个小目录，就是说这个什么钓鱼岛历来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什么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就整天就这两句话。好，下一位。

    观众提问：

非常感谢。我是刘震云先生的老读者，我认为刘老师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当然我们肯定您一定是伟大的知识分子，我们更坚信您将来会写出更伟大的艺术作品。《温故1942》上映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去观看了。之前也备了课，知道了您写这个题材的目的，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的确由您来表现它是最好的。但是看完了以后，我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重大的题材会不会有概念先行的问题？因为历史的素材太缺乏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很多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来支撑它，于是就难以拥有非常巨大的艺术的力量。您的每一部作品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翘首以待的去看它。我想现在宁财神都已经在接地气上《非诚勿扰》搜集素材了，所以我想知道我们刘震云先生，现在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像当年写《一地鸡毛》，我们当时看到《一地鸡毛》的时候，非常的耳目一新，非常的震惊，现在有什么方式拥有这样的生活细节和素材呢？因为我们太期待像这样伟大艺术了。那我还能不能有一个小的建议，您能不能也开一个微博呢？也许微博评论向下拉的时候，有人会提供给您很多的内容细节和对话。这是我们读者对您的一个期待。谢谢！

    刘震云回答：

比如说，你说到一个建议和小说关系的问题，这是很根本的。我是个作者，我写的是小说，当然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制作过程中会遇到比书更大的一些问题，我知道中国的电影生存环境比文学要难，要艰难得多。艰难得多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书籍基本没有谁看。因为看书太麻烦了，看电影比较容易，所以它就会有稀奇古怪的事，你看到的电影未必是导演想拍出和剪出来的电影。所以我建议你以后还是看书（鼓掌）。

另个问题，这个《一地鸡毛》，其实我肯定会写《一地鸡毛》的续篇——鸡毛飞过三十年，当小林变成老林的时候，这三十年中国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所有的这种压力，都承载在这些成千上万，芸芸众生，如小林变成老林的这三十年中。中国的变化就这么一点一滴分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因为在《一地鸡毛》的时候，小林呢刚好承载着这个社会的组织架构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它是一种权力社会。第二个就是对于中国的，所有的统治就是权力，而且深入到每一个细节。就比如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家里才能装电话，你出门才能坐卧铺，上班才能坐汽车。小林是处在这样一个单纯的权力社会。而中国近三十年最大的变化是，权力社会的同时出现了一个金钱社会，权力能达到的金钱一样能达到，权力不能达到的金钱也能达到。权力通过权力可以把金钱重新拿回到权力的地方。当然，金钱通过金钱也可以把权力拿到金钱这来，光怪陆离。你看这个海天盛宴、奉子成婚、豪华的派对，一贪污几十个亿，这些人整天出现在老林的面前。当然社会确实是进步了，过去老是说“大姑娘生的”是骂人，现在所有的明星都以此为荣，都扛着大肚子结婚。当这个老林在汉口的街头，挤公交车挤不上，天气又热的时候，他的汗水滴在了他拿在手中的报纸上，报上登的是这个贪官贪了几十个亿，看到是豪华盛宴，看到的是奉子成婚，他心里是怎么想？我在琢磨这个事（鼓掌）。下次汤馆长再让我来学习的时候，为大家再汇报一次。今天交流的话涉及到很多的东西，好，下一个问题吧。

    观众提问：

您好：刘老师，我第一次看您的作品是《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已经看了两遍了，吴摩西的经历很受启发。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这个名字我读完两遍之后，特别吸引我，但是我又想不出它有什么特别意思呢？就是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

    刘震云回答：

这个《一句顶一万句》呢，在结构上有一个跟《圣经》的规律。这个《圣经》是出埃及记，所以小说的前半部分呢是出我那个县，出延津记，后半部分是回延津记。一个就是在这块土地的人群中混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他改了几次自己的名字，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其中的话呢跟一个意大利的神父有交集，所以意大利神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管他叫杨百顺。后来的话呢就叫吴百顺，因为他招赘给别人了，接着的话意大利神父又给他起了个吴摩西。这个摩西大家知道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的话呢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他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一个人的名字，顶着这个人的名字活了一辈子，这个人是个喊丧的。

《一句顶一万话》这个故事表面看，波澜不惊，其实的话这个人物的内心是波涛汹涌的。而且这里面还探讨了另外一个特别大的哲学问题，就是中国人在他想说话的时候，他应该把话说给谁。如果是在有神的社会里，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就直接会去跟上帝说。要是我做了对不起汤馆长的事，我不告诉汤馆长，我也不告诉湖北图书馆，我直接去找教堂。说我做了对不起汤馆长的事，能不能原谅我。上帝的回答永远是，孩子，你被原谅了。我心情愉快的我就走了。但你看到现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场所，他应该把话说给谁。这也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哲学问题。书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神父在中国来传教传了四十多年，才发展了8个徒弟，在黄河边碰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就说出了我外祖母和德国的汉学家一样的对话。这个神父就劝这个杀猪匠，说你信主吧。杀猪匠说，信主有什么好处？这是中国人的话，你让我干什么事，有什么好处。中国是一个特别讲实际的民族，怎么我们知识分子把我们这个民族引到这条道路上了。这个神父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啊。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来到李家去杀猪。你在这个简短的幽默对话里面，就能看出不同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多么的不一样。好，下一个问题。

    观众提问：

刘老师您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看了您的简历，您是1978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然后考到北京大学。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个状元现象，就是很多状元搞讲座啊，或者去出书，以您的这种体验，您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来看这个现象。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讲了一个故事，提到林冲和鲁智深是体制内外的两种人，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针对中国的现象，这种体制问题，现在的中国正在做一个体制改革，你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文人在这个中间占的这个比例，对这个政府的引导有什么样的成分？（鼓掌）

    刘震云回答：

第二个问题应该写给习近平。第一个问题确实是涉及到一个特别深刻的中国教育的问题。我是1978年河南的文科状元，但我不认为中国的各省的，包括全国的文科的、理科的状元说明什么。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跟西方的教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中国的教育通过标准答案，通过高考让一百个人变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是把一百个人变成二百个人。中国的考试它一定要扼杀和剪掉人的创造性，你符合这个答案就给你这个分数，而西方的教育，你这个答案只要有创建，说出了别人没说的话，这就是个好答案。说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我就讲一个特别普通，就是讲课的事。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接着把老师讲的背熟了，这就是好学生。而西方基本上是讨论的方式，一个教授上课，他抛出问题，大家一块讨论，说不定学生就把老师给说得没话说了。当然像这样的教学方式，它会对学生的思路，宽度上会打开有多宽且不说，一定会引导学生往独立见解上走。这么多年来中国没找到好办法，知识分子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没有提出什么顶层的设计。那是因为他们从科举开始要求的是一个中心，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提倡要紧密团结在，我们要认识到只有一个认识的认识当中。大家都觉得对待一件事的话呢，如果十几个人，就一个看法，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思考，十几个人都没思考，那么他的创造性又在哪里呢？大街上跑的汽车，汽车是我们创造的，摄相机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都挺讨厌日本，但是每个人拿的相机都是日本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替日本来占领钓鱼岛做出了我们无以伦比的贡献。中国是瓦特的最大的受害者，过去西方这些移民，他没有蒸汽机的时候，就在家门口打渔，一有蒸汽机，他漂洋过海的来打人。打什么样的人？打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创造性的人。我看美国原来的那个国务卿，希拉里，她就在任何场合公开说，她说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中国肯定是最贫穷的国家。因为他手里拥有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自己发明的。她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考量，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是不是一个……说跑了。（鼓掌）

    观众提问：

刘老师，我是您的老乡，我是焦作的，我是焦作温县的。你是咱们河南人的骄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一次访谈中说，王朔给了您一把通往主流社会的钥匙，那么您认为这个主流社会和您笔下的小林、吴摩西、李雪莲、牛爱国这些贫民人物构成的贫民社会有什么异同？是否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努力奋斗挤入这个主流社会？第二个问题是您从一个农村孩子，然后到战士，然后到北大学生，再到作家，您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当今大学生所寄语的。（鼓掌）

    刘震云回答：

这第一个呢，这个话有误，因为王朔本身就不是主流社会的，他是我通向江湖社会的一个钥匙。（鼓掌）

另外的一个呢，如果说以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当代的大学生不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什么？不缺的就是不思考，缺的就是思考。我觉得这个也不赖学生，赖师傅。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勤于思考是一个问题，这些知识分子我曾经说可能会是知道分子，知道一些事。知道汽车和发明汽车，这是两回事，知道电和发明电也是两回事。能不能都像我们的教授能独立思考，接着呢也教会学生们独立思考。你今年讲的课跟去年都是一样的，这都成了一个饭碗。我觉得钉鞋的、开小餐馆的这样无可厚非。但是，你是一个民族的头脑，头脑不思考那它是什么啊？但是的话，我对新一代的大学生还是有另外一个认识。就是这些十几岁的二十多岁的，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或者欧洲留学。我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出国的时候，基本上碰不到华人，碰到的一定是干部，装着中山装，每人拎一塑料袋，在饭馆里大声说话，随地吐痰。但是现在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不出百步，必有华商或者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能吃苦，这个是中国的教育锻炼出来的。我去哈佛的时候，哈佛的校长跟我说，现在图书馆里面两个民族的学生最多。哪两个民族的人最多？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印度人。他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跟上一代人不是一样的，因为上一代人呢，他们被关在了一个国度里，只知道这个圈里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另外的国度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些全都知道了。过去的话呢别人告诉你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而现在呢？人家同时在说什么？他也能知道。许多人在说什么？他也能知道。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代人，随着时间的发展出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变化。因为你只知道一种说法的时候，你一定相信这种说法，同时一个事有八种说法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引起思考了。整个县城就一个饭馆，那你只有到这个饭馆吃饭，看这个饭馆老板和服务员的脸色，但是现在呢有五十家饭馆，那你就可以选一选，这饭馆开始看你的脸色了。我觉得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还有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伴随着这一代人，科技的变化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无穷的。中国作家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是叫刘震云（鼓掌），写过《手机》。就是互联网、博客、微博、微信给中国人带来的这种变化。比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要大，要潜移默化。过去别人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想告诉你什么就告诉你什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不想告诉你什么，你就不知道。现在的话不用你告诉我，我们可以大家相互告诉，这是微博和微信的作用。说一个人跟情妇在宾馆开了房间，拍了艳照，这当然不会是是我们拍的。这是谁拍的？这是情妇拍的。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市长的话，如果只有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武汉日报的话，知道这个事的人不超过十个人，而且市长马上就能把她关到精神病院里去。现在呢，第二天全国人民全知道了。谁下台了啊？市长。这是谁的力量？科技的力量。这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像蒸汽机，包括像电啊，包括像互联网。说过去出个事故很正常啊，一个局长到那去看一看，看完后他说好好处理处理，接着呢他跟别人聊起别的了，突然他笑了一下。第二天微博上全是，为什么死这么多人你还笑？也许这个笑跟这没关系，但是一定有关系。这个人哪去了？下台了！还有一个人就是，有一块表，他不会戴，拍到了。这人哪去了？你看，因为艳照，因为一个不小心的微笑，因为一块表，这个人就下去了。他倒不是因为这个微笑、艳照和表下去的，是由这个接着一查，他一定有别的问题。这种力量的话，对于将来中国的改变是非常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个微信，厉害的是什么呀，不好控制。它突然发出去了，自媒体，而且它可以形成它自己的微信的群，群和群之间还有交集。这家伙，给维稳提出了非常大的难题。历史的潮流一定是浩荡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盼着这个民族变得更好，怎么把它变好？好，下一个问题。

    观众提问：

刘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河南老乡，我是南阳的，我不是假的，我是会说河南话的。我学历史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关于我们河南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从秦朝到清朝，所有的朝代里没有一个朝代是诞生于我们河南的，由河南人创造的。然后，就是我们河南出了很多的思想家，比如说：庄子、老子、墨子，诸子百家里面有差不多一半是我们河南人。问题是让我感觉很奇怪，是不是由于我们中原地区多灾多难的原因，所以造成了这种现象，你是如何看待的？谢谢。

    刘震云回答：

你的意思就是，河南没出过什么政治家。据我所知，开封是六朝古都，洛阳是九朝古都，（观众：赵匡胤不是河南人），他是中国人（鼓掌）。另外，河南确实出过很多很伟大的思想家，就像刚才讲的像以老子为首的。另外，河南人还出过特别好的文学家，这就像杜甫，这就像白居易。白居易写的诗是非常好的，杜甫的诗写得很具体，李白的诗写的很一般。李白的每首诗基本上都跟数字有关，离了数字他不会写诗。而且数字都是往大的写，“飞流直下三千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他适合去快递事务所。

河南的话呢就是，从地域上来讲，它遭受的苦难，跟它产生的思想是成正比的。因为在农耕社会的时候，利于农作物的灌溉，基本上都是依河而居。你像中国的就是黄河、长江依河而居，像德国的话，像莱茵河、易北河，直到现在的话，埃及的话，基本上是城市，包括所有的都是在尼罗河沿岸，这个都非常的正常。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农耕社会它产生出来的价值和方法论，跟海洋民族有非常大的区别。土地是限制中国思维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有土地的话呢，它把你固定在一个村庄里。所以孔子呢，他就会产生一个哲学伦理的思想，就是“父母在，不远游”。另外的话呢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一个炕”，就这个小农经济这个自足自给，不求任何人。我小的时候，像我村里的人，很少一辈子能出方圆四十里，是个特别保守和不愿意冒险的民族。另外它就是有一个界限的发挥，这个庄稼地啊，这个地是张家的就是张家的，另外三亩地是李家的，边界都非常的清楚，有边界不打架。你要是张家到李家去拔几棵菜叫偷，这是农业社会所产生出来的。但你像欧洲的海洋性民族，它不是这样的，它每天干什么？这个出海打渔，鱼是在哪呢？公海上。海没有划分，谁打着算谁的，就直到现在为什么老有人想不通，为什么那个美国重返亚太，亚太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因为他这个基因里面就是说，谁弄着是谁的。中国人呢就说是农耕社会，谁家的就是谁家的。包括日本人大家都为什么说，像安倍的话，在国内这么受欢迎。就是跟海洋性民族的观念有关。他不说谁弄着是谁的吗？所以他说没侵略啊，这跟他的生活观念有极大的关系。这个生活观念他会派生出来你的生活用具，你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是内陆性民族，就是吃饭的话，从树上弄个柴禾棍当筷子夹着吃。海洋性民族呢？他吃饭的家伙是钢叉。你这要是狭路相逢，你弄两根筷子，人家用钢叉戳到你眼晴上你也受不了啊。乐器，咱们的二胡从马尾巴上弄的那个弦，那个杆子包括笛子，包括笙，全是木头的那种。你看西方全是钢丝。提琴、钢琴，咱吹的是笙呢，就是小竹管，人家吹的是大长号，铜的。人家拿一号砸咱脑袋上谁也受不了。所以，这个农耕社会这个民族，有它天生的这个保守性。就比如讲的话，这个秦朝，包括夏商周开始，出门乱跑的人都是二溜子，这商人是最被人看不起的。种地的好些，第一是当官的，读书的，种地的，这算是好的。关键的是这统治者的观念是和农民是一样的。这修长城，修长城不是为了打别人，是为了防止别人打你。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呢，这一有蒸汽机，就像这些民族，他马上就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包括你看，有人提出来个逻辑，这个逻辑中国人想总是想不通，你比如他就说，因为这个稀土不是中国的稍微多点吗，但是稀土它是破坏我们多大的这个土地的资源。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包括欧盟，你必须卖给我们，它通过世贸协定说你必须卖给我们。这个逻辑全部都是这样的。你说这个钓鱼岛和美国有什么关系？他不能表态。我们呢？这个外交部，咱们哪的脑子进水了，好像美国的表态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老是说你不原来说，你不选边站吗？怎么又选边站呢？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但是他说话他就是管用。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我们会说它是强盗逻辑，它不是，是习性逻辑。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