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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芒兄， 
    十多年没见，没想到竟然有如此机缘“重逢”。谢谢你下功夫研读我的文章，并写下广受赞誉的长篇驳论。论战是你的天性所爱，你一定在期待我回应，然后再予“新批判主义”式批驳。因此，我有必要尽快写封信通知你：我不会回应。你的学理水平和言辞品质如何，明眼人都清楚。即便我再缺乏自知之明，也不会与你讨论学理。 
    可是，不回应难免引起种种误解，诸如不敢回应、理屈词穷或傲慢地不予理睬……等等等等。为了避免种种误解，我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不回应。这封信本来仅仅是知会，但为了尽力向你清楚说明理由，恐怕难免会稍微有点儿长。 
    不回应的理由得从三年前刘苏里与你的对谈《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刊于《soho小报》2010年第9期）说起。此前，虽然我们早在含混的八十年代因从事德国现代哲学的翻译而相识，算是老熟人，但实际上，我原本对你的学问及其思想品格都缺乏了解。苏里在对谈中说，“你们应该非常熟悉”，其实，我并不熟悉你的学问，尤其不熟悉你的思想品格。我十分惭愧，竟然没读过你出版的25本专著中的任何一本，没读过你发表的两百多篇论文中的任何一篇。幸好，三年前的《哲学家今天的角色》有如竖起了一面明镜，映照出你的思想品格、精神抱负乃至言辞品质——言为心画，这篇对谈录是你的精神风貌的自我写照，甚至是理解你所有专著和论文的钥匙。 
    当年有人把这篇对谈录寄给我，是因为其中有一段你对我的著名品评，我就从这个品评说起。苏里精心地把对谈录编织成四个部分，分别题为：1，背景，2，哲学，3，战士，4，目标。对我的品评不长，出现在“战士”一节末尾。这可能是苏里的刻意安排，让你作为一名“战士”对我做出品评。当时苏里说，在眼下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的”。于是，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冲动”：号召学界人士“都来读读邓晓芒吧”。在苏里眼里，你是不糊涂的精英（没有“之一”）。随之，苏里就把我拉出来当多数糊涂精英的典型（如果我在场，我会拒绝“精英”这个帽子，尽管我不会拒绝苏里说我“糊涂”）。你愉快地接受了苏里给你的角色，然后品评说，“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从这段品评我才知道，你一直关注我。让我糊涂的是，既然你早在八十年代就知道我“有大量的糊涂观念”，为什么还关注我？我总不能由此推论：关注甚至钻研“糊涂观念”是你的偏好。 
    有了这段三年前的简短品评，你如今的长文就更让我糊涂：既然你知道我“不是一般的糊涂”，为什么花费时间和精力写如此长文来批驳我呢？我即便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会去批驳“不是一般的糊涂”。对于糊涂脑筋，你无论说什么再明白不过的常识道理（遑论学理）都算白说，明智的选择是：别理会糊涂脑筋——这是常识。不过，这个“糊涂”属于你，与我的糊涂无关。 
    三年前读那段品评时我就在想：你作为一名“战士”为什么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糊涂”？我想搞清楚自己，按你的学理，我究竟在哪方面糊涂，以及怎样一个“不是一般的糊涂”。在对谈录中，唯一能找到的解惑线索是你的这样一句话：“我很早就说过，他[刘小枫]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逻辑大体是这样：儒家士大夫等于“不是一般的糊涂”（大前提），刘小枫是儒家士大夫（小前提），所以，刘小枫“不是一般的糊涂”（结论）。我不得不寻找你对大前提的论证。果然，就在这段品评的前面不远，你这样臧否当时的国学热：“国学热的乱象不过表明今天中国人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观念的现代化这门功课上不及格。”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说的“一百年的教化”指的是现代启蒙教化。倘若如此，你的逻辑就是：没有经过现代启蒙教化就等于“不是一般的糊涂”。于是，我理解了你为什么对我“最近一些年的表现”失望，以及你为什么本来就没有对我“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在八十年代就对现代启蒙教化抱有出自本能的疑虑；因为，我最近一些年来起劲儿地反现代启蒙教化。这让我想到，你很可能已经被启蒙教化彻底征服，成了现代启蒙的炽热教士。新马克思主义者写的《启蒙辩证法》和《理性的毁灭》已经反思过德意志启蒙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复杂关联，你研究德国哲学二十多年，从未反思这一辩证关系。可见，你一直是启蒙教化的炽热教士——用苏里的说法，你是启蒙教化的战士，因为你“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无不显示其战士本色，自觉而充满理性”（确切用法应该是充满“启蒙教化的理性”）。既然如此，我现在要对你说：由于你是启蒙教化的教士和战士，我不会回应你，遑论与你论战——这是我不回应你的第二个理由。我需要做的仅仅是，揭露启蒙教化本身的谬误和启蒙理性自身的迷信——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了（参见拙文《学人的德性》）。换句话说，即便我要批判现代西方启蒙哲学，我首先会直接找康德讲理，而非找你讲理。我并不自信，我知道凭靠我自己的心智力量远远不足以找康德讲理，但我可以凭靠柏拉图或者色诺芬或者莱布尼茨或者莱辛的思想智慧找康德讲理，而且可以让这件事情变得轻松有趣。我在康德的同时代人中就已经找到同道：哲人雅可比以写小说的方式来反启蒙，大文豪维兰德也用写小说的方式修理康德（参见利茨玛，《自我之书》，莫光华译，华夏出版社2010）——这意味着，与炽热的启蒙理性讲理是徒劳。 
    我在你批驳的文章的题记中引用过卢梭一句话，“在今天，一个自由之士的所为，不过是在成为同盟时代的狂热分子而已。要想超逾自己的时代而活，就得决不为这号读者写作”——我的引用方式已经把卢梭的话抄为自己的话，只是不便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而已：“同盟时代的狂热分子”应该换成“文革式的炽热分子”。我已经清楚表明，如果当今哪个“自由之士”有如“文革式的炽热分子”，我有理由不理——这是我不回应你的第三个理由。 
    我早就听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一直不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读了《哲学家今天的角色》我才知道，你不仅创造了“自由的哲学”，而且做了自由主义教士。所以，苏里慧眼识珠，号召学界人士“都来读读邓晓芒”。起初读《哲学家今天的角色》时，我感到纳闷，自由主义战士刘苏里怎么会与你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产生了战友般的“共鸣”（参见对谈录中谈“共鸣”与“共识”的区分一段）。读过对谈后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苏里“峻急”地感到，自由主义阵营已经在“思想‘战线’”丧失阵地——他“峻急”地看到，自由派只有公知，没有哲学家，形势异常严峻……这时，他发现了你——晓芒兄。在他眼里，你是哲学家，“受到[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对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的西方哲学，有着细致而精到的理解”，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这样的扎实专著，是“远近闻名的”教授。让苏里感到兴奋的是，你更是一个自由主义公知……他在对谈中告诉学人们，你在两个舞台“使枪弄棒”——“讲坛和书桌”。你的“演讲锋芒毕露，一泻千里”；你的书桌“层出不穷地生产（用词可谓精准！）各类文章，言辞犀利，逻辑严密，论理扎实，包括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新左翼，以及《河殇》、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都成了你的“新批判主义”的“批判对象”……你“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识人应有的姿态和立场”。 
    于是，苏里邀请你到他的舞台上来展现你哲学家式的自由主义公知风范，以便更多的学人认识你，以你为榜样——如果在中国学界或中国的大学里到处都是你这样的自由主义公知教授该多好！“有请邓晓芒教授”……整个对谈由苏里引导，他非常聪明，在开头和结尾部分与你谈哲学，把谈自由主义公知应有的姿态和立场那一部分放在中间。如此安排为的是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你的公知姿态和立场具有强大的哲学和学术力量的支撑。苏里赞扬你“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这是你的“新批判主义强有力量的秘密”——苏里用“西方古典知识人”这个术词，显得有明确的针对性。近十年来，我老把“古典学问”挂在嘴边，苏里不仅听烦了，而且明显感到“古典学问”让他的同盟受到严重威胁，形势太过“峻急”。于是，他设计出这样一个局：首先把刘小枫请到他的Soho舞台上去讲了一回马基雅维利（这叫引蛇出洞），然后再把你这位“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的哲学家公知请出来给刘小枫上课……瞧，苏里这样开始与你对谈： 
 
    刘苏里：很高兴能在网上与您见面，谈话！ 
    邓晓芒：是啊，现在信息如此发达，以前都不敢想像！ 
    刘苏里：可您还与学生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像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邓晓芒：那是，世界上总还是有些永恒的东西，不因事物变化快就失去了价值。其实我所啃的经典正是这个时代的注脚，不过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刘苏里：您可以说详细些。 
 
    苏里的提问耐人寻味，他要告诉人们，你“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却不像刘小枫啃经典那样“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你比起来，刘小枫啃经典可谓姿态和立场都不正确，没准还“怀揣坏心思吧”。所以，在对谈的恰当时候，苏里就把我拉出来当了你的“新批判主义”的“批判对象”。你随便对我“使枪弄棒”两下，我还没看清你的招术，就被你用“儒家士大夫”一棒子撂倒在地，然后用“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在我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谢谢苏里，通过他用心良苦的这场对谈，我才认识了你——晓芒兄。原来我以为熟悉你，读过《哲学家今天的角色》我才发现，你多么让我感到陌生！苏里说，“你是在两线‘作战’，一面生产弹药（用词精准！），一面亲自‘战斗’，非常‘骇人’！”苏里说他向一位朋友推荐过你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那位朋友告诉苏里，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现时代，许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试图走捷径，所以能打死人的东西少之又少。”——苏里紧接着你对我的“使枪弄棒”引用这位朋友的话，兴许是在向我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他自己更看重这样有学术分量的工作；第二，我已经被《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这部学术分量重得不能再重的专著打死啦（瞧苏里那副高兴劲）……顺着苏里的话你就说： 
 
    邓晓芒：此书一刷三千套已几乎脱销，正在重印。这个波及面，应当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买下来，连我都要咬咬牙啊！ 
    刘苏里：真的啊，这让我这老书人吃惊！3000套，脱销！ 
 
    苏里也许惊讶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的厚重学术分量“打死”的不止我一个，还有近乎三千人。我没读这本书就已经被它的学术分量“打死”，其余近三千人得通过阅读慢慢地一天一天被往死里打，反倒不如我死得痛快。瞧，苏里对你的战果又惊又喜：惊的是你“亲自‘战斗’”果然“非常‘骇人’”（所以他夸你是“好战士”）；喜的是此书“正在重印”，战果将会进一步扩大。可以预期，与刘小枫类似的人统统被这厚重的学术分量“打死”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肯定已经脱销，肯定会赶紧重印，苏里怎么会不喜哩……难怪三年前我在万圣书园碰到苏里（当时他刚做完与你的对谈，还没有刊布），他挂着一脸欣喜对我说：“有位哲学家说你是法西斯哦”……我问是哪个哲学家，他笑眯眯地不肯透露。与这相比，后来他骂我一句“认贼作父”算客气啦——我能理解：近三年来，我不仅仍在啃经典，竟然还照旧扰乱他的“战线”。 
    多么让我陌生啊，晓芒兄！苏里让你冒充“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你竟然没思考一下就做了。一个今天的知识人即便从事古典研究，绝不等于他身上就有（遑论“散发”）“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这“德性的光芒”仅仅来自古人（古典知识人）本身，而非今天研究古典知识人的知识人自身。如果今天有谁研究柏拉图，能说他身上散发着柏拉图德性的光芒？可是，与对谈中别的让我感到陌生的姿态和立场相比，这根本不算回事儿。不过，无论多么陌生，都与我要在这里说的事情无干——现在我要说的是不回应你的理由。苏里制作《哲学家今天的角色》的意图是，通过表彰你既是哲学家又是公知，证明你是“真正的”哲学家——所谓“真正的”含义是：只有符合现代启蒙教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是一个现代启蒙教士。苏里希望我改邪归正，像你那样成为自由主义公知，并且对儒家传统和急剧变革的现实“使枪弄棒”…… 
    读过《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后，我的确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当今急剧变革的时代，一个哲学爱好者应该是个自由主义公知吗？我的结论是：断乎不可！如果一个人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由主义公知，就只有如下两种可能：要么是假公知，要么是假的热爱哲学。当然，生活世界中的情形远比形式逻辑复杂，兴许确实有能把真的热爱哲学与做自由主义公知结合为一的人——即便如此，这个人热爱的肯定不会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者咱们儒家-道家传统的哲学：不会热爱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古典哲学。 
    《哲学家今天的角色》让我看到，你既是哲学家又是公知的身份并不真实。你只有自由主义公知的身份，你的“自由的哲学”就是你的公知姿态和立场本身——正如你在对谈中说：你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哲学家的，你的学理是你自己的“自由的哲学”亦即自由主义教条创造出来的。基于这一认识，我有了不回应你的第四个理由：我不会与“自己把自己造就”出来的自由主义公知坐而论道，因为我根本没法理解这种公知的自由主义“学理”。我认真学习过苏里与你一起给我上的这堂课，当时还做了学习摘记，记下对公知楷模的认识和一些学习中的困惑。我把三年前的摘记要点整理出来，附在后面，作为上述理由的论据。 
    好了，不再耽误老兄时间，请接受我不回应的理由。你看到，这些理由中没有意气：sine ira et studio。为了气氛轻松，我偶尔调侃了苏里（他懂幽默，所以是“好朋友”），但不会调侃熟人，以免误会。不过，只怕苏里在旁边还是会说我一如既往地“狡猾”，善于找借口，其实就是不敢回应。既然如此，我不妨对苏里承认：是的，我不敢与你的“哲学家”论战。因为，一旦与你的“哲学家”论战，我的言辞和学理的“可笑”和“荒谬”就会在所有明眼人面前显露无遗，但我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迷信”得荒谬且可笑，甚至乎还会因论战姿态博得围观者喝彩而自喜不已。那样的话，我在你这个明眼人眼里就“不是一般的糊涂”…… 
    愿你继续保持苏里表彰的“一位公共知识人应有的姿态和立场”，祝老兄笔健。 
 
    刘小枫 
    201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