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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国学智慧与领导修养”演讲实录
 发布时间:2014-01-08 16:18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早上好!很高兴来到长江讲坛,跟大家切磋一下有关国学和领导修养的内容。

今天讲四个问题:什么叫国学?国学和我们的人格成长有什么样的关系?儒家、佛家、道家的一些基本的智慧,包含它的领导智慧、管理智慧;最后讲君子修身成德的现代意义。

首先讲什么是国学。国学无所不包,范围非常广。实际上国学就是国人的生活,很多是属于习俗。过去过年,武汉市人要写春联、打豆丝、舂糍粑……,过年的一些习俗,都是包含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习俗、信仰、民间的文化、生活,这些都是属于国学。国学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常识层面的ABC,比如敬词,尊称别人,称别人父亲为令尊,谦称自己父亲为家父,这都是常识性的表达方式。但是常识中有很多国学因素,由于现在家庭学校的教育,慢慢的淡化了,现在的孩子不是很清楚。我们学校有一个博士生,给老师寄贺卡,本来是好事。他写的是“某某某仙师收”,这老师就很不高兴了,他以为是尊重老师的称呼。这些国学常识,从称谓、习俗、相互沟通中,尊敬别人的敬词。朱军是很有文化的主持人,访谈名人的时候,老是问别人的爸爸“家父如何”,应该是问令尊,人家莫名其妙。中央电视台1频道黄金时间播的《走西口》,主人翁对另一个人说,问人家的爸爸,问“你的家父如何?”还有“你到我的府上来”,府上是别人对你的尊称,谦词应该是寒舍。所以国学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表达方式,所以它在ABC的层面,就是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一些内容,包含春联、唱戏、说书。国学有很多常识的东西,包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这些都是文化的内容。

第二个是学术和技艺,或者工艺的方面。大家可以去京都看一看,京都是本土文化,特别是下层民间文化、民间信仰、民间艺术保存的很好的地方。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跟它都,还要很好的跟它学习。它很好的吸收唐代的文化,现在看唐代的建筑,还要到日本去看。它后来的还学习西方文化,它的民族素养,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更好的学习,学习人家才能超过人家。图书馆书籍分类,就是把很多书分成是经典的部分,儒家最主要的经典,过去叫五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乐书失传,有五经,然后发展成十三经,后来《孟子》《论语》《孝经》都列入了经部;史部除了正史,还有民间的史,还有方志;子部,诸子百家;集部,诗、文化等,还有技术工艺,湖北出土了大量的漆器,还有大量的青铜器。现在随州叶家山,又发现了曾侯前五百年的曾国的青铜器,它跟楚文化不一样,是周文化,从鄂西北过来的。商的文化,在盘龙城这里。慢慢的,中华文化逐渐在今天湖北的地域上形成。我们过去讲四大发明,用四大发明来概括我们的贡献是不够的,那是培根讲的。我们的漆器、青铜器,像茶叶、瓷器、算盘等等,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有一百多种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在学术和技艺层面,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专门来弘扬,所以我在武汉大学01年开始就办了国学班,从进入武汉大学的各科的学生中,招一些愿意学国学的学子,我们专门训练,小班授课,一年顶多20个孩子,专门来读一点古代的经典,要不然没有读古书的人了。湖北的档案馆、图书馆,这么好的条件,还有很多资料没有整理,都堆在那里。你看看江汉关的档案,好好整理都是很好理解海关史的重要资料,可惜我们没人去整理。很多人已经读不了古代的东西了,包括近代的东西,那些公文都读不了,格式也写不了。现代化是要电子化、信息化,但是同时也要调动本土、本民族的资源。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脱离本土文化的。

第三方面,国学不止算卦那些迷信的,今天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说是国学,赚钱的国学、算卦看风水的国学。正当的国学,它有很多是道德价值、人生意义方面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靠什么维系呢?西方后来靠基督教,中国还是靠儒学、孔孟之道来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视察山东曲阜孔庙,到孔子研究院,还拿了几本书回去,说要认真的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的时候,尤其讲到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多是来源于传统的优秀文化。

第四个,是国魂和民族魂,是民族精神。国学现在五花八门,像北大清华到处办国学班,国学变成了很多讲风水、迷信。正规正矩讲国学,就是经史子集之学,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层面,要好好的研究、转化,加以创造。清末以前没有国学这个词,因为那时西学没有传入,民族历史上不断吸引外来文化,海上和陆地丝绸之路。真正系统接收外来文化有两次,一次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现在没有佛教了,藏传佛教在西藏,汉传佛教即大乘佛教就中国化了,然后通过日本传到西方和全世界;还有一次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从三百多年前利玛窦来传教,后来坚船利炮,把西方文化大量带入到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巨大的挑战,和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不一样,这个时候流亡在日本的民族志士,像梁启超等人,他们借助日本人的国学概念来讲国学,以前犯不着用国学指代传统文化。今天讲国学,跟大家讲这四个层面。其实国学已经变成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总称,一个统称。章太炎先生讲,“夫国学者,国家之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说听说处在竞争之世,光靠国学不足以立国,我们要学习西方,赶超西方;但是我没有听说,国学不兴起,国家能够自立的。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兴起,老是拾人牙慧,那你怎么自立?所以他说,“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但没有听说国学亡了国家还能挺立的。国学的重要,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和我们国家的兴盛联系在一起。国家能不能立起来,不止是现代器物的文明,更重要的是精神;不止是外来精神,更重要的是本土精神的创造转化。他很着急,要影响世界,说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尤岌岌乎”。如果后代不是一代一代传承了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学者叫邓实,说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概括很广,无所不包,“一国之学以为国用,以治其一国,因乎地理,根之民性”,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生是国,通是学”,要“自爱其国,无不自爱其学”,爱国和爱国学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了解国学、学术文化,国家就会非常危险,将来就会是一个西方的殖民地,因为文化全部充斥着西方的,而且并不是西方真正的优秀文化,传过来的都是一些末流。所以拥抱西方,梁任公的笔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青年毛泽东。他流亡日本的时候,把大量西方的思想,用他有感情的笔触,马上就反应到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景从。章太炎后来说,不害怕外国学术思想输入中国,害怕的是本国学术思想不能宏大。他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应当有他自己的特殊属性,把自己国家建设好,我们不能不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特质,像打铁一样加以锤炼,不然我们摆脱了对古人的奴隶性,又生出了对洋人的奴隶性。现在一些年轻人,我们都很佩服,西文、科技学得很好,读北大清华,一到西方马上干两件事,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第一个,臭骂中国文化,第二个皈依基督教,因为他没有一个寄托,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不了解。也就是梁任公讲的,“蔑视本族”,他未必学到西方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学到本民族文化之真,你也没有办法学到西方文化真正的东西,他说这是得不偿失。陈寅恪先生,过去是最有文化的文化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江西人。他讲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输入外来的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这是他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评语里面的,当时写了两个评语。韩国女总统朴槿惠非常崇拜冯友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小史》,给了她力量、信心和智慧。

国学其实是包罗很广的东西,当然有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我们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季风性气候的东亚这块土地上,慢慢生存、发展,是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过去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融合,虽然有战争,但是最后形成我们这种泱泱大国。西方人不了解,说你们要这么大干什么?不是我们要这么大,我们民族的性向就是这样的,多民族文化、多元文化的统一。《史记》里面有很多的《匈奴列传》等等,不断和少数民族融合,中原本来是炎帝、黄帝,几大族群集团磨合形成的结果。这个文化是开放的,是各民族共同享有的一个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文化。它不止是汉民族的文化,是不断融合多民族的文化的结晶;不止是上层精英的文化,还有很多下层民俗的文化;还包含历史上中外地理文化的融合。这是前面稍微介绍下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国家历史文化的统称。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学和我们的成长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儒释道、诸子百家、各地方的文化,但核心的方面,从孔子算起,两千五百多年以来,它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宋代提起来的,四书表达仁爱的精神,仁者爱人。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五德,这是中华民族磨合以后慢慢形成的,特别是汉代人治政府以后,慢慢推广成为核心理念的。老百姓哪怕不识字,也知道你这个人能不能依。有个老善人叫王凤仪,他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是个长工,他在华北办了几百所女学,他看到女孩子不能读书,办了几百所女学。过去有很多善书,这都是爱人,这就是百姓日用常行之道。老百姓虽然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但是他按照这个来生活。我们历史学院的老师们,在吐鲁番盆地发掘到汉代到魏晋时期,吐鲁番那里剪的鞋样、纸样。那时候纸很珍贵,不能扔掉,敬惜字纸。小孩子学四书、学《论语》,他抄写的歪歪斜斜的孩子的笔迹,都保留在那里。后来他们发现了很多,原来从汉代以后,四书的教育这是妇孺皆知。宋代以后,正式把四书单行,后来就流传到东亚,整个朝鲜、日本、越南等,都是推行四书的教育。所以梁启超说,这是两千多年来,我们国人生活的总源泉,它有很多有益身心健康的格言,一部分已经形成我们文化共同的意识。文化认同的东西,我们称为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

我们刚刚讲到平民化、草根性国学的特点,在蒙学读物中,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中,在谚语中。比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犹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我们传之久远的,成为老百姓生活信条的这样一些东西。我们一起把这三句话念一下。老百姓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但是这些理念,第一句话朱熹家训里面说的,第二句是孟子里面的,第三句是周易易传里面的,慢慢成为老百姓的一个信念。这些来自于蒙学读物,大家口耳相传的谚语故事等,常常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规范。所以这些东西,有益于凝聚这个民族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三字经》一开始,“人之初,性本善”,这用口语很不好讲的,里面有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孔子讲“性近习远”,两个人相隔悬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他是在超验的角度,人性都有超出动物的好的方面;荀子讲人性本恶,是说人性也有动物性。孟子和荀子各强调一个方面,一个强调理想性,一个强调人性中动物的层面,荀子也是说人要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所以中国的教育蔚为发达,你们走到全世界看,中国人最重教育。教育不止是今天科学的教育、知识性的教育,重要的教育是德性的教育,人生智慧的教育。教育的路子怎么走呢,贵于专,要专心专意的改过迁善,成为好人——《三字经》基本上是这样的教育。《弟子规》其实也对孩子、弟子哪怕是富二代、官二代的教育,“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几句话都来自《论语》,不过他编成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韵文诗——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孩童成长,应该怎么教育。比方说卫生习惯,早上要刷牙洗脸漱口,上厕所回来要洗手,衣冠要整齐,到人家家里去,“将上堂 声必扬”,这是到人家家里去的一个礼貌,尊重人,我们借别人的东西要还,再借不难。《弟子规》其实并没有多深奥的道理,它其实是培养孩子的一些规范,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南开大学的前身是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前身是天津私立敬业中学堂,那时候的校长就写了四十个字的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要正,肩要平,胸要宽,背要直”,他讲气象。今天把气象变成环境生态了,古人讲气象是讲人。宋明理学家讲孩子的气象,培养孩子要从培养他的气象开始,不要傲、暴、怠,一个孩子的气象上能够看出他将来怎么样,还有容色要宜和、静、庄。这些气象、容色,是培养孩子,当然大人更应该做到。现在网上暴力倾向很严重,人家说一句话一点也不宽容,一定要把人家弄死,这个心态不健康。现在南京夫子庙小学校训,要亲近仁德的仁,尚礼,志学,善意。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应该首先培养他健康的心态,从日常的习惯、从待人接物开始,使他们学会自重,使他们学会尊重别人。

我们看现在的教育,大讲成才的教育。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古代从来是讲成人的教育,荀子、孟子、孔子都是讲成人的教育,完整人的教育。现在一天到晚就是把那个题目做得很多很多,有些题目也是乱七八糟。语文能够读书写字作文,能够培养孩子将来想问题能够思考,能够演说,就好了。现在莫名其妙的那些题目,我们中文系的教授都做不了。现在是知性教育盛,德性教育不足,不把人格的培养当作目的,对于道德、性情和修养的训练和培养缺失,我们的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缺少作为。报纸上说,一个海归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妈妈在上海打工,他妈妈打好多工,供养他在日本读书,结果他在日本玩,好吃懒做。他妈妈要断供了,叫他回来,他回来在上海机场把他妈妈连杀九刀,“留日学生机场连刺母亲九刀”。妈妈说不怪儿子,专家说留学低龄化的倾向容易引发问题。一些小留学生考托福、GRE,考得很好,但是怎么和同学相处,怎么和老师相处,怎么融入西方的社会,他心理上没做好准备,不成熟。还有,有一些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到西方去留学,也会产生种种的不适应。这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不要慌,把自己的文化先学好。你学好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中有很多是怎么做人的,怎么培养他的健康心态,当然我们也不脱离科学知识教育,这个做好了,将来做什么不能做啊。孔门同样都是调节性情,有做官的、经商的、军事的,各种人才都有。所以不在乎专业教育提早进行,或者成为什么专才,重要的是基础教育,特别是人性的教育。这个就和国学有很多的接近。

过去流传很广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我的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我们从小就听到他们背诵的是我刚才讲到的“三百千千”和《朱柏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晚上开门关门,一个富家子弟一定要去做这些事吗?有管家和员工啊,但是富家子弟也要亲力亲为,培养他的责任意识和担当能力,戒除依赖心理,学会尊重人。看到华科的报纸报道,华科的一位老师,大概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像我们一样饿过肚子下过乡,有尊重粮食的习惯。他看到一个大学生,一个馒头啃了一口就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他气得不得了,说“你把它捡起来吃掉”。学生不捡起来,师生还打起来了,这个老师教育方法确实不合适,但是我能体会这个老师的心情。我们经过59年60年饿肚子的时代,我们经过下乡,我们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所以这样一些教育,不管这个人将来做什么工作,这是基础的方面。所以我跟各位领导汇报第二个方面,国学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人生的智慧和教育,特别是基本做人的教育,和人格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

今天讲的第三个,儒释道的智慧。其实前面讲到的蒙学的书里面,所反映的儒家的一些智慧了。儒家讲的主要是人伦性的关怀,我们讲中国有很宝贵的文化资产,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一个幸福的事情。我们有儒家、道家、释家,儒家要我们做加法,人生如何积极进取,道家和佛家要我们做减法,人生的道路不平坦,你不能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功名利禄——你自己要跟自己做减法,不一定一切都是一往直前的。有时候是非常坎坷的,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也非常好,你看我们的杜甫的诗,讲的是儒家的情怀;李白的诗,告诫我们的是一种道家的超越豁达;王维的诗,是一种佛禅的意境。读一点这些诗人的诗,可以了解儒释道三家的人生的一些体验。儒家的口号是到朝廷去,去做官,去为民众服务;道家的口号是到山林去,去修养反省自己,去和朝廷保持距离;墨家的口号是到民间去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儒释道三家各有自己的倾向,所以有人说儒家的东西是治世,道家是治身,佛家治心。其实儒释道都是治世、治身、治心的一些经典,儒家有德性的智慧,通过德性礼乐教化修身,来把核心价值理念、人文关怀,慢慢给予、浸润到人的生命中。《大学》只有1700个字,但是孙中山先生讲,它超过了西方人写的很多的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政治哲学。孙中山先生讲,“《大学》是中国最好的一步政治哲学”。其实《大学》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在,递进的关系,一步进一步。什么叫大学?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小学是洒扫庭除、待人接物之学,大学是做大人、君子之学,这个叫大学。大学的道,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光明,是形容词,加上后面的名词是词组。天赋给我们内在的道德,仁义礼智信,不过我们平常把它蒙蔽了,要把它彰显出来,要明明德。要亲民,朱子解释为新民,要出旧入新,改革民俗,培养新人;王阳明讲亲民,亲和百姓。止于至善,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叫《大学》的三纲领,还有八条目,就是步骤,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我们家里的辈分就是这样来的。我祖父是正字辈,我父亲是修字辈,我是齐字辈。古代老百姓都知道,前面五条都是讲修身为本,叫内圣学,就是修养自己之学,后面叫外王学,就是事功的学问。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叫“有教无类”,农家、贫民子弟,通过读书可以做官。西哲讲公正正义,中国也是如此。古代通过教育公平来达到从政公平,历朝历代有些位列三公的,都是出自布衣。是儒家文化机制使它这样的,培养农家、贫民子弟参与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治国平天下,带来民间文化的信息,而且它有一种活跃朝野的文化。其实孔子讲,在他以前礼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字;而孔子以后,出现最多的是仁爱的仁。1993年荆门发掘的郭店楚简,有十四篇儒家的书,还有《老子》的竹简本,大概是辅助楚国太子读书的老师的教材,这里面写的仁爱的仁,上面写的是身体的身,下面写的是心灵的心,也就是说仁德就是身心不二,感同身受。人家有疾苦,我感同身受,这就是仁德。人如果没有仁德爱心,再多的礼和乐又怎么样呢?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文化,我们有编钟、石磬,编钟的礼乐之中,有当时社会的规范,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他的仁心,是他的内在的道德精神、人文精神。《论语》也只有一万五千多字,反复的读,不断的给我们以教益,都是和弟子、当时的政治家的对话的记录,都有具体的场景。而且他了解各个弟子的性向,不同的人向他问仁,在不同的场合,他都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政治家向孔子问政,他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核心的内容是一样的。他在回答他的高徒颜回,颜回不幸短命死了,是孔门第一高徒,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点冷饭、冷水,他就度过一天。有一天向孔子请教仁德,孔子说克己复礼。什么叫克己复礼呢?克有多种讲法,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讲克还是克制的意思,克制自己的欲望,回复到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上来,这个过程就是学习仁德的过程。一旦我们大家学习到克制自己,回复到社会生活的秩序规范上来。“天下归仁焉”,这个“归”字就是“與”字的意思,就是赞许,天下都赞许仁德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仁德是自己决定的事情。樊迟也是孔门弟子,他向孔子请教仁德,孔子的回答就是爱人,问为什么是至德,就是知人善任,当领导要知人善任,什么人用在什么方面,这就是你的至德、智慧。然后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中保留的孔子泰伦仁德的话有很多,我们只拣出这么几条,大概使我们了解对仁德的思考是孔子一个集中的思考,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作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中历史上,凡是乱世孔子都被打到,凡是治世孔子都被请出来,这是屡试不爽。文革批孔,今天尊孔,到处办孔子学院。为什么会这样?孔子的思想浸润到我们心中,涵养我们性情的,非常平实。前不久我到贵阳孔学堂做演讲,贵州省委副书记李军是我们的校友,请我去商量孔学堂如何办第二期。修得非常好,一个现代的书院和孔庙的结合,还有很多现代的艺术。孩子们去参观,用现代技术反映孔子和他的弟子一些智慧,非常有意思,做得蛮好。

如果我们简单的讲孔子思想的内核,或者儒家仁德的基本方面在哪里,我就讲这两句话,你记住就够了。当然,我们要不断的慢慢去学习。简单的说,儒家文化孔子思想你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要修课修两个学期都修不完,但是简约的去了解,两条:一条孔子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自己想站立起来、通达于世,我要想到别人也要站立起来、通达于世,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能近取譬”,从最近的地方做譬喻,也就是从我坐起,这就是实现仁的方法——这是从积极层面讲。从消极层面讲,一个人要有所为还要有所不为,不为什么?子贡是孔门弟子,儒商之祖,孔子说他“亿则屡中”,那时候做生意,他的推测都是准确的,活到今天肯定是炒股票的高手。子贡有一次请教孔子,给一句终身奉行的话,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来界定恕道。前面一条是积极的忠,后面一条是消极的恕,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绝不强加给别人。各位领导,我们最不想要的是人家对我的不尊重,人家对我的羞辱,我就不要把羞辱、不尊重强加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经过传教士传到西方,影响来像孟德斯鸠、伏尔泰,更早的像莱布尼兹、康德……整个西方有一段时间是中学西传的过程,影响西方。去年过世的撒切尔夫人,大家表彰她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我们要说一条,她敌视中国说了很刻薄的话,“中国人现在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提供给世界,只能生产电视机、电冰箱,而知识产权还是西方的”。她是罔顾历史,西方用人权来限制我们,大家去查一下,罗伯斯庇尔时代的《人权宣言》,一直到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都运用了孔子思想,包含今天讲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念,历来就见于西方各种人权宣言和各种伦理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受命起草当时国际联盟的人权宣言,起草小组有三个人,一个国民政府的代表叫张彭春,他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弟弟,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研究生,还有一位加拿大人和一位黎巴嫩人,分别代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的代表儒家文化。后来那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一度不想干了,张彭春从中做工作,用儒家的智慧、待人接物之道来调和,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放进去,最后促成了国际联盟《人权宣言》的诞生。我们今天批评日本政治家,强调二战以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就有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1993年在芝加哥,6500多位世界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北欧一个基督徒起草的,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黄金律推到这上面来。《世界伦理宣言》有四条底线伦理,两条必须的伦理规则,四条底线伦理就是:不杀戮、不奸淫、不偷盗、不说谎,而且前三条是法律强制要做到的。还有两条基本原则:人必须把人当人看,这个人也许是战俘、敌人;第二条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是“己所欲施于人”,相比之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具有逻辑性,因为“己所欲”不一定是人之所欲,而“己所不欲”,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别人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人,也就是尊重人。这是国际和平秩序的,一个重要的黄金规则,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的一个重要理念。我们把这两句话读一下。

曾子是曾参,他父亲叫曾皙,父子俩都在孔门读书。曾子小孔子46岁,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孔子是大教育家,很会教育人。有一次曾子和同学们一起聊天,那时候师生住在一起。孔子发现以后,走到学生中,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说我的学问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时的学生们,只知道孔子博学多才,不知道中心思想。只有曾子应答老师的话,“唯”,老师就走了,老师知道让学生去教育学生,效果最好。果然,同学们就围着曾子说,“何谓也?”曾子就说忠和恕两个字。大家读一点曾国藩,看《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还有曾国藩事功,曾国藩的做人做事、管理智慧,其实无非就是忠和恕两个字,他还讲诚。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尽己之心,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推己之心——这是孔子思想核心的理论。

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历朝历代仁人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他讲德治,我们被朝廷所用的时候,“与民由之”,和老百姓一起走;不被用的时候,独行其道洁身自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得志,泽加于民”,得志把恩泽施加给老百姓,江泽民的名字来自这里;“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有待贤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都引用了孟子的这些话。我们看台湾的教育,台湾游客在全世界,是华人中最文明的。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时代去中国化,没有能够去成,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原因,国民政府迁台以后,推行了四书教育,所有接受国民教育的必修四书,这个非常重要,在高中是必修课,陈水扁后来把它改成选修课。四书教育,从龙应台的散文小说当中都可以反映,反映出台湾人都接受过四书的教育。马英九请她出山,要她当台北市文化局长,她说你要礼贤下士,你要我当官我就当官?我们都接受过四书教育。所以台湾人的涵养、文明程度,是华人中比较优秀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文化的教育,也是文化安全意识。台湾复兴的传统宗教、文化、民俗,基督教就没有像大陆传教传得这么厉害。所以十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官方一定要把四书教育放到中学中去,增加更多文言文,中学教材更多增加传统文化的含量。这是几千年来教育的最要害的一个方面,就是人性的教育、做人的教育、基本的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放在首位,这不是政治教育代替得了的。今天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议,特别提到传统文化的教育问题,这问题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

另外,在管理智慧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强调德政、强调导德齐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另外强调中正平的执政理念,中庸并不是滑头主义,就是一个平正之道。庸者,常也,用也,不易也,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的原则,在处理上有灵活性,像秤砣摆动。还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是等级意识,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上级不像个上级,当然不能指望下级像个下级。家庭教育也是这样,不能说不像个父亲,要求孩子像个儿子,不太可能。孔子讲“必也正名乎”,一定要有名分,就有一定的责任和职权,“德才禄位相应”,这是很好的管理理论,也是正义的理念。有什么样的贡献的人,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报酬。他强调名是权责利的相称,以及管理的层次性。所以这是讲儒家的领导、管理智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是这么个风尚,民间的风尚会好,那不可能。这是强调德治,当然不是反对法治了,当时没有明确的法,有很残酷的刑,孔子强调恩威并施,德主刑辅。

道家是逍遥、超脱无欲、歌颂自我生命飞跃,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老子》八十一章五千言,是慢慢形成的。大家看郭店楚简战国中期湖北抄写本的《老子》,只有一千多字,那些哲学性的东西都没有。后来马王堆帛书,汉初抄写的《老子》,已经相当于今天的传世本的《老子》,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现在传世本的《老子》,是王弼慢慢诠释的。第一章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二个道字是言说的意思,道如果加以言说的话,就不是那个大道了,后面是互文见义。道和器物不一样,比如桌子这个概念,就有关桌子一类的事物框死了,大体上不管什么质量、形状都叫桌子。道不是这样,没有办法借助道路这个道来指代天地万物的道。所以道是一个无限性的东西,用有限的名词界定不住,但是不用名词界定,人家又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矛盾。所以是借代道字,来讲中国文化有一个道,是天地无所不包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拘泥于这个名词名相,就把无限性当做有限的来看待了。“无名天地之始”,但是天地有开始吗?《老子》是一个天地无限的看法,时间的开始,还可以追溯它的开始,时间、空间是无限的;“有名万物之母”,名词的世界是万物现象的世界,道是超越现实之上的。所以我们只要有无欲之心,才能体会道的奥秘;占有之心的话,是“以观其徼”,只能观察到道的边界。所以有和无,是统摄在道之下的,这两者像旋窝一样,像汉水和长江的交汇处一样,“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家反映的是一种空灵的智慧,儒家是人世间我们如何有所为,道家是超脱一点看这个世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过去没有自然这两个字连用的名词,《老子》第二十五章的这个自然,是自己本来那个样子。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以后,才有自然科学上的自然这个含义,在老子的时代,没有这个含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我们每个人好像背负着阴,怀抱着阳,其实是阴阳二气产生中和之气,中和之气产生万物,中和之气是流通的一个状况。道家讲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自然社会人世,可能都会不断的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守弱、用弱,就是守道、用道,柔弱胜刚强。“知其雄,守其雌……复归于婴儿”。在一定意义上,道家善于做减法。儒家和道家有相同之处,但是道家更加强调我们如何去尊重自然,像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去年国土资源部的领导,公开讲的是五千万亩耕地严重污染,但是半年前报纸上讲是六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严重的污染,那就是3亿亩。如果勘查出来,不是18亿而是二十亿亩,那污染的还要多。还有不是耕地的土地,也是子孙后代栖息的土地。古人的智慧是一个长久的智慧,古人讲久,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古人绝不会做断子绝孙的事情。古礼中,在非规定的时间去打猎捕鱼,有很重的刑罚。甚至因为违反生态的规矩而不孝,因为陷父母于不义,所以古代更重要的是德在那里做调节。道家智慧也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是儒释道三教共同的智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学习读书要做加法,要多读书、思考、写;为道、体悟道,则要减损掉功名利禄,要静心,要放下,到一个赤子婴儿没有知识和欲念的状况,才能接近道。无为不是不作为,是不乱作为,是为了更好的作为,其实是无所不为。有时候讲无为和有为,无为是无限,统摄有限的有为。所以老子的管理智慧和儒家的不一样,儒家是讲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老子是以清静之道、正道治国,“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过去古代社会自治性很高,县以下基本不管,都是靠民间自己。无论是孔子之道,还是老子之道,都讲自治之道,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很高。韩非子注释“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鱼一样,要色香味俱全比较难。韩非子讲“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静和动要相辅助,《老子》讲“知常曰明”,如果朝令夕改,浪费民力。所以治国不仅要有为,有时候要超脱无为,有为和无为相互的调剂,这也是领导智慧、管理智慧要特别注意的,不要老翻烧饼,国计民生受影响。《老子》五千言,大体是讲虚无静极,虚实、有无、动静相对,我们讲社会有为有争,但是道家特别讲无为无争,要平衡自然本性和外物追求引起的散漫,要有一种空灵的智慧,常常反省、修炼,来使我们太过于务实、忙碌的虚一点,才能聪明起来。所以道家的方法,就是通通框掉,然后才有创造性。所以儒释道三教,是一种互补之道。像大鹏鸟扶摇而上九万里,飞向南冥天池的理想境界,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道家的理想智慧。

佛教的智慧是解脱的,现在过年花很多钱去烧头香,其实佛祖绝不保佑恶人,绝不保佑你去赚钱。在佛教看来,俗人有很多无明的状况,像贪嗔痴。佛教的智慧,是用否定遮住的方法,排除我们对宇宙世界表层的、是是非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来求得某种精神解脱和自由。佛教讲修炼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开始,让我们做一个正当的人、好人,不要做危害他人的事。佛教宗派很多,但是禅宗是中国大宗,要我们明心见性成佛,佛在我们心中。就像儒家讲的道德价值,天赋给我们的内在,不过平时蒙蔽了。我们要寻找心灵的家园,要培养我们人的内在的自觉,培养一种伟大的认可。佛教并不是迷信,佛祖不会保佑你做坏事,其实佛家的成佛成菩萨,是要修行,和儒家圣贤、道家的至人真人,都是道德人格的一种追求。佛家说看破放下,不是放下工作,是放下烦恼。现在台湾的四大佛教宗派,都做很多的事功,积极参与现代化的事情。所以看破放下,不是不做事,而是更积极做事,放下的是一些私欲,一些成为你精神负担的东西,自在随缘而真诚清静、平等正觉慈悲。佛教禅宗的公案里面,小和尚在挑水劈柴,大和尚来视察了,小和尚就缠着问什么是佛祖西来穿法意?什么是禅?什么是佛?大和尚老师一棒子打过去,说庭前的柏树,或者西来本无意,或者一个棺材两个死汉,或者干屎橛、麻三斤等等。就是说小和尚提的问题意思就错了,老是想有一个外在的权威,没有发掘佛在我们本人的心中,内在就有一个东西。修炼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是迷恋一个外在的权威的话,那么其实你没有启发出自己内在的德性。佛家就用一些诗歌来表达,““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原是臭骨头,何为立功过?”佛教讲戒定慧,但是禅宗和尚是说不要执着这些东西,而是如何去悟道,启发内心的灵觉。宗教领袖一般都是小知识分子,甚至没有文化的,像六祖慧能为什么取代神秀大和尚,当时他只是一个劳动僧,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僧人,在那里烧火打柴。他看到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不识字,口诵一个偈语,让别人帮他抄写出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宏忍大师看到这首偈子,很高兴,表面上说不怎么样,暗暗的就传衣钵让慧能到南方去了。佛教的意思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宋祖英唱《好日子》,这是来自于佛教,日日是好日子,只看我们的心怎么对待。

最后一个向各位领导汇报的,就是修身成德,培养君子人格的现代意义。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翰林,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创造性转化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资源,为近代化服务,特别强调孝亲的美德,国之良民即是家之孝子,他强调社会公德的建构。我们在公共事务上,强调的现代文明,其实和古代的讲信义、忠诚,是可以联系在一起,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你做了一个贪官,陷父母于不义,这本身就是大不孝。所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为中学生写修身教材,现在哪一个大学教授做这个事情,还为去法国打工的打工仔写了一本夜校教材。这两本书,现在有人编成《国民修养二种》,印行了二十几版。他说良善的家庭,是社会国家荣盛之本,如果私德不健全,就很难有健全的社会,我们一定要推己及人,由内而外。《朱子家训》,在整个东亚流行甚广,伺奉师长要以礼来伺奉,交朋友要讲求信用,老者要尊重,幼者要爱护,有德者,年虽小,我还要尊重他,不孝者,年虽高,我还要远离他。人有小的过失,要容忍,大的过失,要以礼来喻晓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朱熹的家训。他讲“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这些日用之道,这些内容都来自于诗书礼乐之道,来自孔孟之教——又贴近于社会与大众,是老百姓的生活哲学,也是做官的一个起码的基本的底线。国学中很多,像在礼、乐、射、御、书、数里面,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里面,来讨论强调的。现在中国的射箭都没有了,是韩国人推到奥运会上的。我们奥运会办得很成功,但是很遗憾,主办国有两项民族体育项目推荐到奥运会上去,我们一项都没有推,说明我们对古代的体育,包括国术,没有很好的培养。现在日本所有的大学都有射箭馆,中国都没有,中国的射礼已经不在了。礼、乐、射、御、书、数是培养君子的,要作揖以后再来比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争也是君子之争。孔子是培养一种全面的人格,讲“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君子学道则爱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有益的格言,大量来自儒家的经典,“君子成人之美”,“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我们讲领导智慧,“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非令不从”,这是一个硬道理,官德的一个基础。孟子讲养心寡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有人还有以无礼、横逆的态度对待我,我还要自省自反。所以这是君子的人格,“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什么是宝贝的东西呢?儒家讲,金玉都不是宝贝,忠信是宝贝,有忠德、讲信用,就是最大的宝贝;土地不是宝贝,懿德比土地更重要,不期望多积累财富,有文采、文化,这是你的财富。忠信、懿德、文化和文采,这是你的财富。孟子强调“求放心”,家里丢的鸡鸭要找回来,但是良心丧失了,不想到去把良心找回来。所以他“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所以要把走失的良心追回来。荀子也强调要培养完满的人格,来抵御各种利益的诱惑,来保持意志和信念,坚持人格。君子人格,是国学中非常多的内容。国学用礼、乐、射、御、书、数,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用风雅颂,来浸润我们的身心,来调节我们的性情。

现在我们讲人权,非常好,但是人性重于人权。现代社会不仅应当强调公民的权利,更应当重视公民的责任和德行。公民德行包括:人性的尊严,文化认同感,隐私权,自主性,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包容,公民服务的主动参与。现在就是讲西学,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三大思潮,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一个现代社会,不仅仅需要好人,而且需要好公民。而好公民的前提是好人,公民德行是一种公共精神,我们要维护这中公民社群,公民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我们不是一个粗鄙的公民,我们是有温良恭俭让,有文明的公民,所以我们的文化、国学,要到社区、要到部队、要到机关、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要加强。我们的教育,一个叫教养教育,有审美、高雅文化修养;一个叫德性的教育,追求人生的意义,培养崇高的情操;还有公民的教育,要有公民意识,奉公守法负责任。但是我们不止是一个知识的教育,今天的教育就是缺乏教养、德性和公民教育,要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培养子女、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性情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多与子女学生交流,多做心理的引导。国学经典要进课堂,要注意保持国民的忧虑性。五四以来,我们来是讲国民的劣根性。其实张岱年先生就讲了,难道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只有劣根性吗?其实那些各个国家的国民都有,我们只是把它讲成中国人的阴暗面。当然中国人有很多不文明的东西、不好的习惯,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劣根性、民族性格所致,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亮(南宋思想家)曾经说过,童子以记诵为能,小孩子记忆力最好,国学经典特别是四书和蒙学的书,先背诵下来,将来再懂,没有关系。以前读书人都是这样做的,童子功很重要,少壮就以学术研究为主了,老成就以德业为重。所以“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要把不会的东西学会,不然就很有欠缺。“一日课一日之功”,每天要学一点国学的东西来丰富自己。

衷心希望我们做到更好的教育。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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