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峰（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三月份在武汉图书馆讲过一次唐诗宋词，后来省图跟我联系，说再到省图来讲一次。本来我不是报这个题目——我的老本行，本来我想讲讲杜甫、李白、白居易或者苏东坡、辛稼轩。但是省图的意思，说最好讲讲你自己读唐诗宋词的经过——结缘的过程，所以有了现在这个题目。我现在的身份，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老师，我从事的专业就是古代文学，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唐宋文学。我每年基本上招三个博士研究生，她们的研究方向也是唐宋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基本上唐诗宋词的研究就是我现在的工作，说句俗话，就是我的饭碗。但是说到跟它的结缘，我想还是要跟我生平读书的经历联系起来。

现代人跟唐诗宋词的关系大概有两层：一层是读者的关系，一层是研究者的关系，就是你要么是阅读它，要么是研究它。这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阶段，概括的说，阅读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阅读的升华，你不好好读，当然无从研究，读到一定程度，想得比较深刻了，也就自然进入了研究状态，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但是对于今天这个题目来说，我必须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我跟唐诗宋词结缘的过程大致发生在我人生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作为普通读者，第二个阶段就是读者兼一个研究者。那么下面我就开始向各位朋友汇报一下我本人的这样一个读书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内容跟唐诗宋词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跟我个人的一个生活有关系。那么假如朋友们觉得听的没意思，请大家随时打断，来提议我你不要讲这个了，我就把内容回到唐诗宋词上来，多讲讲李白杜甫，多讲讲苏轼也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它多少有一点点联系的。

我跟唐诗宋词结缘的第一个时段发生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座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很多年轻人，那么我和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经历，是比较曲折一点的。我是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人，被称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同龄人的这个生平都比较曲折。因为我们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就是比较曲折的。一九六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中学读高三，高中毕业了。然后准备高考了。我们也已经复习好了，摩拳擦掌了，也已经填了高考的志愿的草表了。我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学理工科的人。所以我自己拟定的填的草表一二三志愿分别是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系。前面三个志愿就是这三个志愿。但是我们还没走进考场，中共中央通知废除高考，开始文革了，然后两年之后我们就下乡了，当知青了。一九六八年下乡，一九七八年离开农村，我当知青的时间历史特别悠久。整整十年，那么这十年时间我插队在长江下游然后又到淮河北边两个地方。学会了种水稻、小麦、棉花跟油菜。学了这四样本领，种植这四样农作物。那么这十年过程过去了，现在朋友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不少关于知青题材的故事片或者是电视剧。好像有的作品把知青生活写的还愉快的哈。这个知青在乡下好像过得挺愉快，很多甚至很多的谈恋爱，我看到有两个这个男女之间在向下谈恋爱谈的昏天黑地。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我们最普通身份的知青啊，在农村的生活是相当的单调，相当的乏味的，就是种地。那个时候种地都用手工劳动，我们用镰刀割麦，用锄头翻地，用扁担挑担。我后来看了很多汉墓里挖掘出来的画像，那些画像里的农具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两千年也没什么进化。那么这十年过来之后，原来在中学阶段高中阶段的兴趣爱好也就化为泡影了。

苏州中学的同学还是比较喜欢学习的。这是我们江南地区比较好的一个中学。母校里走出了三十多位中科院的院士。那么我们下乡之前呢，大家还是带了一些书下农村去的，还想要自学一下子。当然我原来想自学一些数学、物理。但是下乡以后很快的发现在当时那个条件下，第一，你没有找个辅导很合适的教科书，第二，没有人指点。贫下中农能够指导我们怎么种小麦，怎么种水稻。但是他不可能指导我怎么学数学物理呀。所以在农村就没人指点。学理科就是这样。自学的时候假如碰到一道坎，没人指点，你是怎么也迈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大概一两年之后大部分同学都放弃了。放弃以后慢慢就开始读一些文科的书。原来是喜欢理科，但那个时候被迫转向文科。知青生活应该说是比较艰苦的。当时的物质条件比较差嘛，所以生活上比较苦，劳动很沉重，都是体力劳动，物质生活，物质收入也很低。我算了一下，我那十年平均每天收入五毛钱，当然当时物价也很低了，但是生活过得很艰苦。艰苦呢，没什么问题。当时年轻，身强力壮，也就挺过来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经过知青生涯的人，我可以说没有其他优点，唯一的优点是能吃苦。因为这像唐诗所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吃过那个苦，后来一切苦都不算苦了。但是当时感到最艰苦的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本来在高中学习，本来也是有理想有希望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里面去接受高等教育。一下子中断了，一下子到了农村，一下子从事比较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个时候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人生就这样了吗？青春就这样了吗？当然有点不甘心。所以我们下乡之前呢大家还尽可能的带了一些书本下去。

我很巧，下乡以前除了我以前自己买的那些数理化的参考书等等以外，我还及时的趁着文革动乱，苏州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没人看大门了都砸烂掉了，随便可以去拿书。趁着那个机会我也从学校图书馆里偷了一些文科的书。说来惭愧，都是偷来的，上面都盖着公章，但是大家都拿走了，我也拿了一批。大家不要到苏州中学去检举我，我这个行为早就写成文章在报刊公布过，我都承认过。那么偷的书里面巧了，偷了有《古代汉语》，北大王力先生所编的《古代汉语》。有《古文观止》，有《唐诗三百首》，有《宋词选》，这些书呢也一摞一起给我拿出去了。到了农村以后，在体力劳动的空余时间，自己就开始胡乱的读书。我并没有想把唐诗宋词作为我的主要的学习方向，那个时候读书是杂乱无章的。发展到后来因为每人都带了几十本书下去，但是很快慢慢的书读完了大家就交换，然后到亲戚家朋友家去借。那个时候图书馆不对我们开放，不像现在湖北省图我看那么宏伟的建筑里这么多藏书，大家很方便的来借书。那个时候图书馆基本都封闭了，新华书店也买不到什么可以读的书。除了马恩列斯毛，就是鲁迅，其他书就像文科书基本上都买不到。那么久而久之，时间过去了，我们的书就不够了。所以到后来，我们在农村的读书生涯就变成了漫无目的的读书。你不可能有规划的读书。你不可能说我想学什么。我想学历史学我想学哲学，这么多这方面的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命运没给你这个书，你只能到手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就是这段时间你正好借到什么书，那你就看什么书。所以我在农村十年我杂七杂八的读了一些书，其中包括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我并不对这些哲学感兴趣，但是那个时候就这本书，我就读了这本书，我读了郭化若著的《孙子兵法》，把孙子兵法十三篇背了下来，我不想做军事家，但是那段时间没其他书就这本书，我就反复读这本书。我读了一本气象学教程，我现在还会看天气，那就是看了本气象学教程等等。在这个漫长的杂乱无章的读书生涯中，慢慢的唐诗宋词成为我读书比较专业的对象，不是我有目的的想读，我那时候也根本不可能梦想将来到大学里去做中文系的老师，来教唐诗宋词，仅仅是因为到手了有这些书，借到了这些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都借到手了。而这些书又比较经读，有的时候小说、散文过一遍就差不多了，我有那些外国小说，但读过就差不多了，唐宋诗词是可以反复读的，《古文观止》也是一样，读了一遍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再读第二遍，甚至读百遍也不要紧，每读一遍都有心得体会和新的收获，可以反复读。这样一来慢慢的，其实在我的读书中间唐诗宋词并不是最多的，但是读的次数非常多，所以后来就产生了一个习惯，就是碰到这些作品就背下来了，把全文都背过。《古文观止》，我反复的看。还有一点，就是这一类的书，比如说唐诗宋词，在那个时候的农村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我们生产队不通电，到晚上黑灯瞎火，然后那个时候照明靠煤油，购买煤油的是瓶子，计划经济，一户人家一个月可以买一斤煤油，一斤煤油像我稍稍要看书的，一个星期就点完了，也就是说一个月的20天是没有点灯的，房间里就漆黑一片，我们总是要在农忙的时候趁着最后的一丝光线把晚饭扒完，然后就睡觉，这种情况下唐诗宋词古文发挥它的优点，因为这些东西白天过了一遍晚上睡在床上可以回味。在床上背一下作品，晚上可以延伸我的阅读，这样一来我在农村呆了十年其中大概有几年时间，我把它称为是跟唐诗宋词结缘了。

我读这些作品。当然假如这些作品是枯燥无味，读了以后没有感受也不会和它结缘，当然由于这些作品是有滋有味的是意味深长的，是百读不厌的，读了以后就让人觉得彷佛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诗人，这些八百年以前一千四百年以前的作者通过他们的作品跟我们对话，我们读这些作品跟他们有一个感情的交流这样感觉就很好。至今在农村，特别是我们那些散户式的插队知青，我们不是兵团不是农场，不是一个集体，我们是分散到农场队去，我们村子就四个知青两男两女，两个男的住在村子这头，两个女的住在村子那头，我们不要说谈恋爱了，交谈都很少，不来往的，彼此都是独立的。在那个时候你很孤独，你有一种寂寞感，这个时候李白杜甫苏轼辛稼轩包括我同样喜欢的陆游陶渊明这些人，他们的作品走进我住的那个茅屋了，跟我交谈，我就彷佛有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著名散文家杨绛说的好，她说读书跟书里的人物交朋友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他随时听候召唤，你想看什么书的时候它随时来，你不想看的时候他随时走了，不会埋怨。所以，这个时候唐诗宋词就走进我的生活里，应该说当时读书时完全没有功利的。我很清楚的知道，像我这种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当时是反革命家庭的知青，当时是绝对没有任何出路，招工不要你，当兵当然更不要你，甚至生产队当个技工员当个民办教师也轮不到你。我那时候很想当民办教师，但是不要你，因为你出生不好。所以我知道我的任务就是种地，就是干活，一辈子这么下去。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受到人家歧视，但是李白杜甫不对我有白眼，苏轼辛稼轩跟我交谈。他们敞开心扉，这个时候觉得从古人的作品中间得到某种安慰鼓励。我正是因为有了农村的经历，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唐代诗人永远是杜甫第一。凭良心说，作为一个中文系的研究者，一个中文系的老师，我必须说李杜并列，李白杜甫同样伟大，都是第一层次的。在我心目中，第二层次的是王维白居易韩愈李商隐。但是作为一个读者，凭个人的情感来说，我第一首选是杜甫，因为我是在农村的茅屋底下跟杜甫结缘的。

我当然早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就读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语文老师也给我们讲解过，当时也觉得很好，但是没有太深的感悟，没有觉得这样的作品跟我个人会发生什么关系，但是下乡当知青之后就产生直接的联系。因为当了知青以后我们每人有了自己的茅屋。我跟另一个知青我们两个人有三间茅屋，每人住一间，中间一间公用的厨房，那完全是在茅屋上铺稻草，一片瓦都没有。到我拥有这间茅屋第三年的时候，自然界的悲剧降临在我的茅屋上来了。我第一个插队地点在长江下游。我跟武汉是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我在长江的尾，我那里接近东海了，我们那边的江面非常宽，长江江尾有十公里宽，站在江面上看对岸的南通地区看不见，茫茫一片像大海一样。我所在的那个县是一片大平原，一片小山包都没有，所以每到秋冬之际，有一个气候现象就是刮大风，刮起大风来无遮无挡的，那一年初冬我正在地里用镰刀割稻，天很晴，蓝天白云，但是突然刮大风。有社员跑到地里说，你们两个知青赶紧回去看，你们的茅屋都被刮坏了。我奔回去一看，我比杜甫还要不幸十倍。我记得杜甫的诗歌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我回去一看，卷我屋上全部茅，我屋顶上的稻草整个的被狂风掀掉了。走到屋子一看，蓝天白云清清楚楚，当时农村组织有生产队，生产队长过来一看，这个茅屋刮成这样，这两个知青怎么办。也巧，专门欺负我们男知青，两个女知青的没有被刮坏。他仔细一看说问题不大，他说梁还在，梁上的竹子也在，是用铁丝绞在上面的。然后他说生产队有的是稻草，而且生产队都会盖茅屋，过两天就给你们重铺，他说但是这两天不行，这两天趁着天晴赶快要割稻，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平均拥有的土地很少，一个人只有一亩一分地，但是用镰刀割的很慢，一天割三分地，所以趁天晴赶快割掉，下雨不得了。割完稻就帮你们修，你们先坚持几天，当天晚上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坚持在自己的房间过夜。我们睡在床上，满天星，天很晴，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立冬前后，虽然是江南气温也接近零度，外面北风呼啸，那个时候就一条棉被很薄的，所以很冷，所以就睡不着，就在这个时候杜甫的声音传过来了。我一点也不夸张，就在那天晚上我真正认识了杜甫。我彷佛听到有一个苍老的但是很温和的一个声音、一个诗人，在我的很黑暗的房间里面，在那里吟诗。他在那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外面真是北风呼啸，我当时非常感动。这是我当时在读中学的时候没有的那份感动。我就觉得这位一千三百年前的老实人，对天下人的关爱，对天下弱势群体的关爱之心，穿透时空来到我们身边。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的热爱杜甫。我研究生毕业后写过两本杜甫的书，一本是《杜甫评传》、一本是《杜甫诗歌讲演录》。后一本是我在南大给博士生开杜诗研究的课堂录音稿，记录下来交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在那两本书中，我尽量客观的冷静的从研究的角度去评价杜甫，但是不可否认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我个人的情感，我热爱杜甫，觉得这种诗人真是了不起，关爱苍生。所以唐诗宋词里面好的作品，包含着古代诗人的伟大胸怀和伟大情怀，对我们普通人有一种熏陶提升的作用。

大家不要说唐诗宋词里面，像杜甫这样的人物也不多——确实不多，凤毛麟角，所以他被称为诗圣。但是，即使不是杜甫，即使不是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好作品，只要他抒发的感情是纯粹的、是纯正的、是正面的，都能对我们产生一个好的影响。比如说，我也是在插队的时候才开始喜欢上李后主。李后主这个人生平比较悲惨，他在我们南京城生活了四十年，他是南唐的君主，在他四十岁那一年亡国了。北宋的军队攻破长江把南唐给灭了，李后主作为一国之君，按照古代的标准，这个时候你最好是殉国，你江山社稷都不在了，你还怎么苟活下去。但是他软弱，没有那份坚强的意志，所以他就屈辱的当了俘虏，然后被宋军抓到长江去，抓到汴京城里，关押了两年半以后被宋太宗在七月初七的夜晚被毒药毒死了，下场很悲惨。五十年代的时候，学术界曾讨论过李后主这个人的词有没有意义，当时评价古代作家唯一的标准就是人民性。什么叫人民性呢，就是你的作品有没有反映民生疾苦，有没有反映劳苦大众或者有没有写农民起义。李后主的作品有人民性吗？他的几首词，几首诗篇、散文有人民性吗？没有。你再喜欢李后主的人也只能说没有，里面一个字都没有写到人民，他生平就没怎么见过人民。李后主的作品，完全是写他作为一个君主后来又成了亡国之君那样的一种人生体验，但是他的作品同样感动像我这样的一个知青。江南的春天通常是风雨潇潇，这个风雨潇潇的夜晚对我们最痛苦的是没有电，没有灯光，你什么也不能做。你只能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雨潇潇，长夜漫漫。就在那个时候，李后主的词慢慢的走进我的心里。李后主有一首词叫《浪淘沙》，里面写到同样是春雨之夜，他说“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就是外面雨声潺潺，春天的寒意投过来，他觉得很凄清很寂寞，回忆过去的生活觉得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觉得很寂寞。我们读这样的词的时候或者更准确的说，当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之间回忆这样的词的时候，我心里当然明白这个作品是一个亡国之君写的。是李后主被俘虏之后，在河南开封回忆以前欢乐的帝王生涯，觉得人生有巨大的落差，现在很痛苦，写的这样的词。这和我们知青完全不一样，我们虽然生活也很苦，但是我们毕竟是响应伟大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干革命去的，总还有一点点自豪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深深的被感动。彷佛这样的词就是写给我们知青，并不是写给一个亡国之君，写的就是我们知青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父母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但是他们自己也很贫苦，帮不了我们什么，我们就在农村过这种艰苦的日子，自己觉得很寂寞。这样的作品仿佛就是帮我们抒情，所以唐宋诗词中间的好作品都是深入人心，他写的是普通人都常有的喜怒哀乐。特别是写人生的呻吟，写人生寂寞的，写人生孤独的写得更好，这样对我们普通身份的读者来说当然就感到一种天生的亲切感。

在农村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最亲切是我觉得不是杜甫、李后主，而是苏东坡。苏东坡这个人，我从年轻时候就热爱他，他有很多高不可攀的地方，他是大政治家，他是一位杰出的地方官，他当地方官的时候政绩卓著，他也是一个天才，古文、诗词和书法都是北宋一流。这些东西跟我们无关，我们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但是苏东坡的诗词，他的作品当中还透漏着另外的一些信息，还有另外一些价值取向，还有另外一些人生态度——而这些东西跟我们普普通通的人都是密切相关，水乳交融的。苏东坡一生多挫折。他尽管德才兼备，但是命运没有厚待他。现在我们日常语言里，说好人一生平安，其实好人往往不是一生平安，坏人倒是平安，好人往往是不平安——苏东坡就是。他是一个好人，做官为人都非常好，但是他一辈子多受挫折。他晚年60多岁的时候离开海南岛流放地北归，走到我们江苏省的镇江市，镇江有一个金山市，金山市有一个和尚拿出一副苏东坡的肖像给他看，说这是你本人的像，你在上面题一首诗。苏东坡在上面题了一首六言诗。后面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问你这个人平生有什么功业，他回答说，我一辈子就到了这三个地方。第一湖北省的黄州现在的黄冈市，第二广东的惠州，到了南海边上，第三海南岛的儋州。在南宋时候是我们领土的天涯海角，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领土概念，到这里为止。他一生被贬谪三次，可算是挫折非常多。但是他从来不消极，从来不放弃。他总是以一种宠辱不惊、淡定潇洒的人生态度在逆境中走下去，不但走下去，还活下来了。而且他还能把逆境变成顺境，他在我们湖北的黄州待了四年半，第一次受挫折，先到大牢里关了一百三十多天，贬到黄州，正是人生春风得意，做官做了几十年了，一下子落差这么大。但是东坡消极了吗，放弃了吗，他在黄州市里写出了那么多的好作品，《念奴娇》，《大江东去》等等。他的书法在黄州也是突飞猛进，逆境变成顺境。我们读了这样的作品，当我是一个知青的时候，当我觉得前途茫茫的时候，当我自己觉得人生坎坷的时候，读这样的作品就感觉分外的亲切，从里面汲取营养，觉得给我一股力量，可以说唐宋诗词对我个人的影响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从来不消极，从来不放弃。我插队插到第十年，和我一起插队的知青插到5、6年的时候，好多知青是从苏州城一起插队下去的，后来变得喝酒、抽烟、打牌，还有的去偷老乡家的狗，我们生产队老乡家的狗全被知青吃完了。我从来没做过，因为我有我的消遣，我有我的精神食粮，我读这些书，我当时统计过，在我认识的男知青中间，插队到第十年还没抽烟的就我一个人，他们都抽烟了，我坚决不抽，我说我不需要抽烟，我看书就行，就是那些作品使我看得比较平和，变得比较稳健，我觉得没什么，人生就是这样子，古人也有挫折，古人有处于逆境，只要你坚定的走下去，情况总会变化的。

知青十年生涯，回首平生，应该说是不堪回首。有人说知青怎么怎么的，我不这样看，我插队十年，对国家有什么贡献？那正是我从十九岁到二十九岁最好的年华，我对我们祖国有贡献吗？我想来想去我对祖国的贡献就是我种了一万斤粮食出来，还有四千多斤被我自己吃了，整整十年青春才种了五千斤粮食这个贡献太小了，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没办法，我们处在那个环境，但是可以告慰自己的，就是我还没有虚度光阴。在有光线给我的时候，在农闲的时候，风雨交加不能下地劳动的时候，我还读了一点书，我没有全部用来打牌抽烟，没有去偷老乡家的狗，我还是好好的走过了，这应该说是我跟唐诗宋词结缘的一段。作为读者，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来写有关的论文，写一本书，会到湖北省图书馆来给大家讲唐诗宋词，做梦都想没想过，当时就作为一个读者在读。

下面讲第二重结缘，准确的时间是1979年考研究生，我必须从高考开始讲起——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了。我今年四月份在武汉大学给他们做一个讲座，我当众表示对武汉大学化学系查全性教授的感谢。因为就在1977年在中央召开的教学工作会上，武大的査教授首先倡议恢复高考，邓小平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所以1977年我们那一场高考是穿着棉衣进行，寒冬腊月里进行，这是高考史上唯一的一次，你们现在都是夏天高考。对于我来说盼了十一年的高考终于来了，终于有一个高考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已经插队到安徽北部一个地方去，那地方更加艰苦，我在那里过了三年。高考来了，1977年的高考是分省招生，湖北归湖北，安徽归安徽，我在安徽高考这个时候是人穷志短。1966年时候我是雄心壮志要考清华，前面三个志愿全是，到了1977年高考，我哪敢填清华，我第一志愿安徽大学，第二志愿安徽师范大学，第三志愿我们当地的一个专科师范学校，我就想能考上一个苏州师范也不错，毕业后能够当一个中学老师，因为我老想当一个民办教师当不上，我就想毕业以后可以当个中学老师。还巧，考上了第一志愿，考上了安徽大学，但是不是中文系，更不是理工科，到1977年我头脑很清楚知道自己已经29周岁，我再去学理工科怎么也学不出来，改学文科，我就考进了安徽大学的外文系，学英语专业。读了一年书，我们是78年春天入学的，我们这一年比较特殊，我们称为1977，或者77级，几年前曾经有一个电影，叫做高考1977，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我为什么要感谢一下武汉大学的査全信教授，就是因为他及时的倡议恢复高考，否则的话，就没有1977年冬天的一场高考。刚才我没有说完，我跟我的老伴多少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但是那次专门两个人买票一起去看了那场电影，因为假如没有1977年的那场高考，我至今还是安徽北部的一个农民，我老伴至今还在南京第一纺织厂踩缝纫机。是高考使我们改变了命运，走进了大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就认识了。所以那场高考对我们意义非凡，但尽管这么说，我们进入大学以后毕竟年纪太大，我在安大外文读书就觉得同学有的小弟弟小妹妹比我们差十二岁，跟他们坐在一起学习都觉得不好意思，脸上无光，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读到大二，1979年的春天四月份，我在安徽大学外文系读到大二，突然系里面有一些学生要求集体报考研究生，他们觉得自己年龄偏大，向学校申请，我原来没想，我比较保守，我举得我这样按部就班的读完本科。当时他们有一大半的人要考，我们班的学生称我为老莫，说你也去考，平时读书读的比较多的。我本来不想考，但是有人告诉我一个信息。那个时候经济的诱惑特别大，有人告诉我研究生每个月助学金有35元，我当时的每个月助学金18元，因为我劳动也没有什么积蓄，18元我在安徽大学的食堂吃勉强够，剩下来的钱就很少了。一听说研究生有35元，我马上就两眼发光说我要考研。动机有点不准确，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信息业查不到，合肥市的全部资料在省教育厅。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到省教育厅去查资料，看那些大学有哪些研究专业。当然我们是外文系英文专业我也比较喜欢文学，比较喜欢英国诗歌，我就考英国文学的专业。我只想考回南京和上海，因为我的老母亲还在，我想离她近一点。结果查的英美文学的专业的招生目录，发现都要考第二外语，就是除了英语外还要考第二外语。安徽大学的外语很讨厌，第二外语要下学期才开，我们还没开，我对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连字母都不认识，没法考第二外语。所以就白跑一趟，就不甘心，同学都知道我要考研怎么又不考了，看看其他的专业，结果外文系的旁边就是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招收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诗歌，我一看这个方向也不错，我还蛮喜欢的。一看导师程千帆教授，很不敬，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程千帆是谁，生平第一次听到，是武大的。一看程千帆教授招收唐宋诗歌专业研究生，我看我考不成英美文学我就考中国古代文学，临时决定报名，报了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4月份报名，6月份考试，9月份录取了，到南大来读书，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程千帆教授，那是我第二次跟程千帆教授的结缘，从那时候开始我成了一个唐诗宋词的读者兼研究员。

下面我要稍微说两句程先生的事，在座的朋友有的知道，有的也许不知道，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后来到了南大以后才知道程先生的生平经历，程千帆先生原先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他40来岁的时候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但是反右，他性格耿直，敢说话敢提意见，一下子被打成右派。他是上过当年的《湖北日报》的，他是武汉大学的大右派元帅，从此以后他就倒霉了、遭殃了。不但不能教书了而且被赶到农场去，他打成右派18年，农村放过牛，养过鸡，经过劳改。所以若干年以后我成了程先生的学生，我和程先生一起在南京玄武公园散步，看到前面有一块草地，程先生说，这一块草地够5头牛吃一天，我听了赶紧点头，差不多，我们师生对放牛都很熟悉。程先生不但有这个经历，他招了我之后他说，我们师生前世有缘。1932年程千帆先生考大学考上了南京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我们南京有两个大学一个是中央大学一个是金陵大学后来合并为南京大学了。他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不是中文系，他兴冲冲的跑到金陵大学去报到。那个时候程先生家境贫寒，一报到发现各个系的学费不一样，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有点贵，家里负担不起。一看旁边的报到单是中文系，学费很便宜，就临时转化为中文系，那个时候也很自由，后来就成了古代文学的专家了。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也想考工科，命运的捉弄把我搞到文科了。原来他准备学化学的，我准备学电机工程的，后来都学古代文学，变成了师生。还有一点，时间凑巧。程先生在湖北沙洋农场，劳改了很多年，到1976年，党中央为右派摘帽，他也被摘帽，回到了武汉。回到武汉后武大就通知他退休，他就退休了，他的工资关系转到街道上，工资每月49元，按照50年代的大学生工资，打七折，他原来是三级教授，都不管了。1977年，他的夫人，著名词人沈祖棻在武大校园里碰到车祸不幸去世，那个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他希望工作，因为他人到中年就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了，劳改了，然后好不容易摘帽了，武大又不要他工作了，他那个时候很希望工作，但是没有机会。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南京大学知道武汉街道上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南大的校长匡亚明先生派我们系的一个副主任，专门派他来找程先生，找了半天，在东湖旁边的一个破房子找到了，在珞珈山那边，然后问他，你愿不愿意到南京大学来任教，我们聘你来做教授。陈先生说愿意，然后1978年陈先生到了南大，然后1979年他就开始招研究生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去考研究生，所以碰到他。这真是人生的缘分，差一步我们就碰不到了。武汉大学的朋友现在对我们说，你们南大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从我们武大拉过去的。你们把程先生拉去，因为程先生过去后振兴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南大中古代文学那个时候已经很凋零了，他过去以后把它振兴起来了。到了1987年全国第一次评重点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