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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与80后的对话”——杨叔子80生日活动纪实
 发布时间:2013-09-04 17:31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主持人(省图读者活动部饶学锋主任):今天来的有武汉纺织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有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有武汉军械士官学校的教员,以及社会各行各业的参加工作的80后。

杨先生作为出生在30年代战乱时期的人,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一个盛世的时期,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历史时期,跟杨先生出生的环境有很大的反差。他们对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间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身在其中。杨先生是经过战乱,经过很多曲折走到了今天。您那个年代的人,身上积累了很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包括我们党和政府的文化的积淀,这些东西应该对后世有很好的启发。今天举行这样一个对话,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省图书馆和武汉教育电视台一起,发起这样一个活动。今天到场的媒体,有《湖北日报》的别明记者,《长江日报》的刘功虎记者。

那么,请杨先生首先讲几句,然后从士官学校开始,每一个单位先派一个代表发言,尽量简短,尽可能让大家跟杨先生有一个交流。杨先生,您看如何?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很感谢省图书馆,也很感谢士官学校,还要感谢华中师大,武汉纺织大学,感谢来的这些同志。“八零后对80后”这个题目取得很好,我这个八零后,实际上是30后,他们才是实际上的80后、90后。

我经历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跟你们不同。从历史角度来看,可能有些经验和体会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最开始,是一个战乱的、饥饿的时代,你们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和平发展的时代。我们经历的是枪林弹雨,你们经历的则是思想的“枪林弹雨”;我们那个时候是比较封闭、一元化的时代,你们现在是开放,多元化的时代,这是很大的不同。我们那时候物质非常贫乏,你们现在则非常富足。刚才主持人“身在其中”,是很有道理的。如果用一句带有哲学的诗意的话来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们现在在山里面,但是可以到山外面看“真面目”。所以今天能跟大家见面,我感到很高兴。如果讲大家对我有什么感谢的话,不如讲我对大家的感谢。因为看到大家以后,我感到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在我做校长期间讲过,“唐朝初年,诗人陈子昂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说我呢,“前既见古人,后既见来者,看大江之滔滔,喜奔腾而东下”。奔腾而东下,不是没有曲折,会有曲折,但毕竟是大江东去。所以我感到你们面对的东西比我们是复杂多了,抗日战争的时候要打倒日本侵略者,抗日胜利之后要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解放以后衣食等都是国家包了,很单纯,就一心奔事业去。你们现在不行啊,部队要好一些,毕业以后要去找工作,包括安排生活,都来了。所以你们面对的东西,比我那时复杂多了,往往现实与理想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能够看到你们生机勃勃的,我感到是“会有曲折,但毕竟大江东去”。

这是对话开始之前,我讲这一段话。而且选的这个时间刚好,很快是教师节、中秋节了,节日都扎堆在一起。所以在这个节日期间,你们给我送那么好的花,我也对你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你们寄以更大希望。谢谢!

主持人:谢谢杨先生!

今天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间办公室,杨先生致了欢迎词。这间办公室看起来很普通,其实应该还是很神圣的。上一次杨先生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说“这间办公室比现任校长的办公室还大”。这个让我感到很震撼。华科大为什么搞得这么好,从这个小小的方面就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华科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杨先生的办公室虽然只有40平米,一个很普通的房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休息室,但是这是华科很神圣的一个地方,也是大家向往的一个地方。

杨叔子:我们校长、书记,所有校领导的办公室都是20平米。1980年建成的房子,一直用到现在,在南三楼。所以行政大楼,是学校办公条件最差的一所大楼,还在那里办公。没有这种目标坚定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很难办好一所大学。当然,有的学校办公条件很好,是历史传下来,学校一样办得很好。我不是讲哪个对、哪个不对,没有这个意思。

主持人:杨先生的欢迎词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每一个方阵先派一位同志发言。近水楼台,挨得最近的士官学校的同志,首先发言。

杨叔子:我很期待士官学校的发言。我到部队学校去,我都要讲一句话,“过去科学院,说三个服务: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科学技术的前沿,后来加一句话,服务于国防建设”。我作为院士,我感到应该服务于国防建设。我以前讲过,“毛主席讲的,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中国,绝对是如此。谢谢!

士官学校教员:杨老,真的谈不上跟您对话。因为我们作为后辈,跟您的差距很远。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向您学习,来感受您的思想,也给我们当代军人一些启迪。我是80年出生的,湖南邵阳人,叫佘颖颖。

杨叔子:刚好是80后,湖南邵阳的土话很难懂。

士官学校教员: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来向您学习,聆听您的思想。之前我在网上也收集了一些您的资料,感受了一下您的智慧。觉得您特别崇尚人文教育,尤其是对工科的学生来说。那么,我感觉到,今天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我有一个疑惑,我跟您算得上是同行,因为我也是当老师的。但是我在部队不教理工科,更多的强调是思想政治教育。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它是有一个目的性和一个服务性的。而人文素质教育更多的是丰富人的内心世界,或者可以说它的功利性、目的性,稍微少一些。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如何将这两者更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另外,现在有一个非常热的词,叫做中国梦。刚才又听了对您的介绍,包括之前对您的了解,您出生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可能您那个时代的梦想,跟我们今天80后的梦想不一样,跟90后、00后的梦想也不一样。作为前辈,您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勉励,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梦,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我的提问。

杨叔子:我从后面讲起,后面的先回答。我做了很多梦,小时候的梦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圆了;后来希望推翻旧中国,圆了;解放以后,希望新中国能够站起来,圆了,当然,经过很多的折腾;希望国内能够稳定下来,在小平同志他们一代也圆了;希望我们国家在世界上能够真正强大起来,这个梦正在圆。正因为如此,我讲人是最关键的,一切都是为人做的。

1960年,陈毅元帅时任外交部长。在广州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他讲过:“高级飞行员,如果飞机都开不好,他爱国吗?如果飞机开得好,开到敌人那去了,那就更糟糕。”我讲这个例子,把你的问题回答了。这个话,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讲了。讲得最精辟的,我一直在引用的,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讲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体现“德”,用“德”统帅“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你怎么有德呢?你不是七八岁的小孩,是大人,是高层次人才,怎么表现你的德,表现你的爱国呢?第一点通过把本职工作做好,如果本职工作都做不好,那绝对不行。如果你本职工作可以做得很好,但你不干,你做其他东西去了。有才没有德,行吗?我到过一个公司,很不错的,在北京有个分公司。我去看了以后,它上面一句话,“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我笑着讲,过去我也这么讲,现在不这么讲了,现在讲“先学会做人,同时必须学会做事”。因为你是高级人才,是大人了,不是小孩。你怎么做人啊?一定主要通过做事来表现,没有做事绝对不行。

所以教育是双重性质的,一个本体性、一个工具性。工具性是跟才挂钩的,本体性跟德挂钩的;工具性跟做事挂钩的,本体性跟做人挂钩的。教育的本体和工具,恰恰跟文化是联系的。文化是双重性,有人生活的世界上,不能不跟客观世界打交道,不能不了解客观世界。要了解客观世界,要顺应客观世界的规律,要改造客观世界,必定要懂得科学知识,讲的是工具理性。但是人,你不能不跟精神世界打交道。跟精神世界打交道,讲究对人的高度人文关怀,这个讲的就不是工具理性,讲的是价值观念,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文化上面的,跟物质世界打交道有用的,是跟工具理性联系;而跟人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立世之基,是文明之源。你不懂客观规律,不合客观实际,肯定失败,进步不了。但是,人文是为人之本,是文明之基。如果你不懂人文,不懂对人的关怀,你像人吗?即使高度文明,这个社会也会崩溃。因此,由于有了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这样教育就有了本体性和工具性,两者不可分割,都重要。但是,德在前面。所以看看《教育发展纲要》里面,一开始讲这个话,叫做“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是讲的本体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讲的工具性。所以,我希望80后的,以及90后、00后的,既需要有工具理性,更要有价值理性,而且两者不可分割。就是要学好业务,要懂得正确使用业务。简单的说,一要爱国,二要会创新,希望培养爱国和创新的人才。我一直是这个认识,你讲的再多,我还是这个观点,我认为这是对的。

士官学校教员:谢谢!

主持人:好,下面是纺织大学的朋友,我们交换一下场地,也让画面丰富一点。刘老师是70后的,也混入80后队伍中哈,现在是你们纺大的80后来对话。

刘慧(纺织大学副教授):我说几句,我们武汉纺织大学为杨先生写了几句贺词,贺杨先生八十寿辰。贺词带有纺大特色,我念一下:

纺兮织兮/日月如梭/锦兮绣兮/纬地经天/美哉轮焉/美哉奂焉/与日辉映/与月同光

这是我们武汉纺织大学的贺词,因为杨先生一生壮美的画卷,是我们永远消逝不了的风景,是您留下的精神足迹。那么我请80后来跟您对话。

纺织大学80后老师: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我们恩施的学生织的“双凤呈祥”的抱枕,您可以拿来垫垫腰。

刘慧:这是岭南佳果的月饼,祝您合家中秋欢乐。

杨叔子:谢谢谢谢!这是你们的老师,从广州千里迢迢带来的。这个抱枕,是从恩施带过来的。

刘慧:这是我们纺织大学三位80后的学生,还有一位80后的老师。

纺织大学80后老师:我是81年出生的,我爷爷今年也是和您一样八十大寿,我是浙江宁波人。

杨叔子:你知不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是浙江,浙江发展最快的县市是宁波,宁波发展最快的县是慈溪。欢迎从宁波的来的,路甬祥是宁波人!

纺织大学80后老师:是的,我是宁波人,在武汉这边工作。我也回到宁波去看了家乡的发展和建设,包括我的爷爷,经常跟我们谈到我们家乡、包括武汉这里的建设。我们80后的老师,现在已经三十而立了,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中坚力量。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我们的爷爷辈和父辈的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能够担当起社会的一份责任,贡献出更多的热血。我们也希望听到您更多的,对我们80后老师的一些建议。我们接过了您,包括还有很多前辈的接力棒,现在来教育学生。希望您多给一些建议,使我们有更多的思想和方法,去教育学生。我们90后还有一些学生,您看有没有一些建议?

杨叔子:我感到80后、90后,面对的情况比我们复杂多了。因此,你们的任务,比我肩负的重多了。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很多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没有80后、90后、00后接班下去,我们国家不可能建成小康,更不可能在这个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的强国。所以,你们需要创造性去奔跑,创造性的把事情做好。我们讲的东西,远远不够你们用。你们应该在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去很好的学习,正面的要接受,反面的要批判接受。毒草腐烂以后,可以化成肥料。所以我们不怕反面的东西,我们敢于面对它。你们面对很多新问题,所以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不但把接力棒接下来了,而且完成我们不能完成而你们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更有发展。因为学生把东西学去了,会更有发展。

北京大学的校史馆,一进去一副对联,“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讲得很好。必须要“温故”,只有“温故”才能“知新”。不了解历史,怎么知现在。“继往开来”,不“继往”,没有基础,你怎么“开来”。在“开来”中“继往”,在“继往”中“开来”,在“知新”中“温故”,在“温故”中“知新”,年轻人应该如此。丢掉职业基础,绝对不行。我讲过一句话,“要背靠五千多年,坚持三个面向”。不背靠五千多年,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扎根,你在哪儿扎根?如果对过去历史一无所知,听风就是风,听雨就是雨。有人说的中国发展中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对这种夸大,我们怎么面对它?别人把我们过去的东西,做歪曲的解释,我们怎么面对它?所以,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扎根。不了解过去,绝对不行,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如果没有荣耀的过去,那么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能够存在五千多年?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差的民族,她不可能经历五千多年一直到现在。所以否定过去是不对的,把过去发展中间的一些难以避免、或者很难避免的东西再夸大,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有人甚至反推到清朝末年,就不该搞革命,应该君主立宪。历史不可能重复,而且实践证明,在中国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是不可能改造的。但是必须要“坚持三个面向”,因为生活在现代。过去就这么发展,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打成一片。

前几天我爱人跟我的孙女儿,一个在海外,一个在国内,在视频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分钱都不花,这么清楚,这好吧。过去能够想象吗?不可能想象。所以面对着科学发展的这个世界,你不面向现代化,不面向世界,不面向未来,行吗?绝对不行!所以必须要坚持三个面向,不要自己毁灭自己,不要被时代所淘汰。

我希望青年人,能够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背靠五千年,坚持三个面向。我相信你们会比我们做得更漂亮,做得更好。我是这样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胜过一代,当然不可能没有缺点,有些东西是难以避免的东西,但是要有信心。你是浙江宁波人,是带头的,做个老师更要带头做好。

纺织大学80后学生:我是杨宇清,这是之前您送给我的书,上面有您给我题的字“风光无限在险峰”,您还记得吗?

杨叔子:对,你是哪里人?江苏南通人,不错,清朝末年的大企业家张謇也是在南通,是长江入海的地方。

主持人:下面是华师的硕士和博士。

杨叔子:桂子山来的,我们兄弟学校。哪一年出生的?哦,88年的,80、81、88.什么地方人?哦,四川人。哎哟,有湖南的,有江苏的,有四川的,还有李鸿章、陈独秀、胡锦涛的老家安徽的,还有湖北的。好好,补全了。湖北往东是安徽,安徽过去是江苏,湖北往南是湖南,往西是老四川,现在的重庆。

华师80后学子:我其实非常荣幸,第二次见到杨先生。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在07年您到合肥工业大学做过一次讲座,我当时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新生,后来考到华师读研究生。当时,是一次远距离的瞻仰。

杨叔子:在90年代,教育部直属三所学校,华师、武大、华工。现在教育部直属七所学校,原来三所以外,还有地大、华农、中南财政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所以,跟华师是老朋友了。

华师80后学子:这次见到杨先生,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想向杨先生请教。因为钱学森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科学家,当他临终的时候,他提过所谓的“钱学森之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这种拔尖、创新的人才?杨先生是老一辈的科学泰斗,我想向您请教,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杨先生是如何一个意见?

杨叔子:好,你知不知道吴文俊,数学家,知不知道现在的一位院士,原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朱清时?朱清时和他的博士生姜岩,写的一本书《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这本书,吴文俊先生写了三万多字的序。这本书解答了历史难题,就讲为什么中国没有培养出拔尖的创新人才?这本书根本观点是讲中国落后,就这两三百年落后。人类历史,人类的文化,有五年多年,人类的未来,更不知还有多少。能不能用这两三百年的情况,来否定五千多年?能不能用两三百年的落后,来看待将来?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因此,充分分析中国文化特点、西方文化特点,认为西方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引导现代文化发展的,必定是东方文化。因为东方文化,很强的一个观点,是整体观,高度注重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还原论,一个一个的分析下去。要不要呢?要。否则,哪有现代科学技术。物质分成分子、原子、电子、中子、质子,再分下去,基本粒子,还在分。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哪有现代化,没有。但是还原论过头的话,就是看不到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物不见人。而现代科学发展,特别是我能感觉到,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是中国的中医、中药。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把人跟自然界做为一个整体。现代科学发展需要人跟自然的统一,需要把人的整体开始统一。所以,因此《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就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前面有很多问题,但只要我们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而且充分吸收西方的东西,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因此,你说的这个难题,从一定方面反映出我们的某些不足,但不能反映中国文化落后、不能反映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有人问过杨振宁先生,他就答复一句话,说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可能是在生命科学领域,但是也不一定,量子通信的发展,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可能是物理的量子领域。这是有根据的,据说中国跟奥地利2015年,中国的领导人要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与身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奥地利领导人,要用量子通信讲话。世界上都承认,在量子通信、量子纠缠领域,中国人走在最前面。现在还冒出个莫言来,莫言是共产党员,谁想到。

这个民族是很了不起的民族,目前很多问题,不要怕。前进中总有问题,但不能麻痹,要有忧患意识。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事情干好,立足本职,关心全局,做好工作。我说我们一定会走出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目前是有很多问题,我可以举出大量的问题。中国的学校,成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什么都要管。中国高校一个学校多少钱,搁到一个学生身上多少钱,没有多少钱。你要看到,这个民族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发展的。我们国家自己本身的情况,我们应该了解过去,好好向国外学习,我们会很快赶上去。但赶上去也没什么值得骄傲,还是要向别人学习。

因此我讲吴文俊先生写的序,讲到这本书,我想这本书解答了你的问题。我相信这些难题会很快得到解决,我相信吴文俊先生讲的,朱清时院士讲的,是正确的。

是这个情况,你们还会面对很多问题,还会碰到很多骂娘的问题,但不要怕。骂娘归骂娘,工作还是要做,作为领导要听的进,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改进工作就是了。不要听到刺耳的话就不舒服,有什么关系。唐太宗那个时候,魏征是宰相,有一次唐太宗见魏征来,将把玩的小鸟藏着,魏征故意跟他讲话,后来魏征走了,小鸟也憋死了。唐代宗气得要死,要惩罚魏征。长孙皇后知道后劝他,说这是真正的忠臣,不要杀他。所以作为领导,要听得见不同的意见。作为我们,话要讲,但是工作要搞好。

现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认为是好事情。最近督导组搞谈话,我觉得太好了。为什么呢?现在“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问题,上面现在提出来,对干部要求是“为民、求实、清廉”。“为民”,是最根本的。“求实”,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清廉”,就是针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往前推,1948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两个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就是针对前面两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针对后面的两风。再往前推,魏征上给唐太宗的《谏太宗十思疏》,提出八个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居安思危”,就是针对前面的两风;“戒奢以俭”,就是针对后面的两风。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一个要“居安思危”,一个要“戒奢以俭”,必定要实事求是,必定要清廉,这是很关键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所以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的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有历史渊源。对我们的国家,我是充满希望的。很多时候我也发发牢骚,发牢骚中有希望,有希望中发牢骚。

主持人:这边是地大的学子。

杨叔子:你们不知道,在上世界末本世纪初的并校方案中,有一个方案地大和我们华工并。当时地质大学、石油大学、矿业大学,都是一校两地。当时地质大学要跟我们并到一起,北京的并到北大去。还有石油大学、矿业大学,不好办。所以有三个方案,一个维持原来北京的、武汉的为一个整体;第二个干脆一分为二;第三个并掉。最后采用第二个方案,所以业务上、组织上没有关系了,现在是我们的邻居。如果第三个方案实现了,我们是一个学校了。

你是山西人,又多了一个地方。89年出生的,那是属蛇的,跟我孙女一个年龄。八月份,比我孙女小一点,你是山西运城的。我插一句话,前几年我到山西开科学院的一个会,开完会以后,我就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次很有收获,我就告诉你,会议后我听人讲,如果要看十年的中国,就看深圳,一百年中国看上海,一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西安,三千年以上看山西,看运城,看洪桐县大槐树。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讲。但是表示山西的历史很古老。

地大80后学子:您好,我了解到您非常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对于古典文学比较有研究。我想请教杨先生,我是89年的,我们面临着多元的文化环境,而且相对人文素养,更注重科学素养。我知道杨先生对人文素养很有研究,但是人文素养跟现在的这种环境,如何去实现,如何去融合?

杨叔子:我专门谈一下,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科学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精神都是人文的,人文是讲精神的。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它偏重于求真务实。人文精神也是人文的,不过它偏重于求善务爱,两者都是为了更新、更美。虽然有区别,但是是互补的东西。因此,一个人思路活不活络,看了解多不多。譬如,你们讲的几何,它建立在公理基础上面。什么是公理?老师讲过的,不言而喻,不证而明。不证而明,就是没有办法证明。所以欧几里德建立几何学,最后有五条公理,不可证明,就是不能证明,就是人的感悟,就是人文的,所以科学精神就是人文的。为什么平面几何里面不能产生球面几何,为什么球面几何里面不能产生黎曼几何?因为平面几何公理,由于它的公理有局限,第五条公理,过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线跟原来线平行,这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的。后来球面几何把它改掉,过线外一点,可以作多条线跟原来线平行。到了黎曼手上,又改了,过线外一点,不能作任何一条线跟原来线平行。所以公理是有局限的,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没有局限。人的认识反映客观世界,但不可能全部反映客观世界。正因为如此,科学在不断进步。

我昨天讲,现在好像很了不起,现在人们对科学、对宇宙的认识还是瞎子摸象。现在科学前沿是两暗一黑,暗物质、暗能量和黑洞。而且我们所接触物质世界的能量物质只占全部的4%,96%都是暗物质、暗能量。所以人类对客观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对于人文,情况不同。科学从特殊去了解一般,再从一般去了解特殊,这个一般有局限性。人文不同,人文是特殊性,又从特殊里面选择最具典型的。因为事物存在总是特殊性存在,特殊性涵有一般性,典型特殊性涵有更大一般性。所以文学作品为什么永垂不朽啊?它没有写普遍性,写的典型特殊性。这个典型特殊性,包含着永远存在的普遍性,甚至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李白想到没有啊?“乘风破浪会有时”,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他根本不可能想到,习近平同志把它用到了。香港回归以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到香港,英国记者问他,英国某些领导对中国很不友好,香港现在要回归,这些领导是什么心情?钱其琛讲得很好,我不是他,我不了解。但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讲的两句话,“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讲得多好,这些英国领导你们这些“猴子们”哭吧、叫吧,香港总要回归。李白想到过这么用吗?从来没想到。所以人文的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它选择的典型的特殊。所以我讲到,人文给你的东西,是一个思维的源头;而科学给你的,是一个思维的过程。源头必须要创新,公理逻辑推不出来,公理是源头。你没有这个源头,怎么创新。当然必须要讲科学,不合逻辑的是荒谬——绝对荒谬。为什么出现邪教,按理说这都很荒谬的,不合乎逻辑的。所以,人文跟科学,两者很难分开。再比如讲,画家张大千、齐白石。齐白石画的虾了不起,是典型人文,他不知道看了多少虾子,不知道多少科学实践,然后再有人文的成就。反过来讲,那些科学家最开始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用胡适先生的话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开始想的非常多,大胆假设,浮想联翩就是人文的,小心求证就是科学的。所以不要看到表面,人文跟科学不可分割。用一句土话讲,两个菩萨打碎了混在一起,再做两个菩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这么一个情况。在纺织大学,我还举过典型例子,文天祥最有名两句诗,大家都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够人文了吧,人文得不不得了。你想过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正因为有这个科学基础,才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凡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科学做基础。还有龚自珍写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化作春泥更护花”是科学啊。正因为能够“化作春泥更护花”,才能“落红不是无情物”,才有文学的描写。

文学里面有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科学里面好像很难看到人文,其实,至少你没想到你思维的源头,就很呆板。有人讲学医的、学工的,太呆板,因为太逻辑了。学文的,太浪漫了,得神经病的太多,对别人不尊重。是这个情况,都是往往偏到一方去了。所以,两者都要要。但是,搞理工、搞医的,主业要严格一些,搞文学的,应该多开放一些。2002年有一个重点项目,清华、北大都有。我先到清华检查,后来到北大检查。到了北大以后,北大的校领导跟学生干部一起,陪着我在未名湖边兜圈子。一个学生问我,杨院士你对李白跟杜甫怎么评价?你更崇拜杜甫还是更崇拜李白?我笑了一下,我说你是不要问我怎么评价清华跟北大?他哈哈大笑。我说,“告诉你,有李白的飘逸,就没有杜甫的严谨,有杜甫的严谨,就没有李白的飘逸。不说李白没有严谨,他主要是飘逸;不说杜甫没有飘逸,他主要是严谨。如果都有,是不可能的事情。”事物是因为特殊性而存在,这边突出那边必定减少,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不可能是全才的,必定是一个方面突出。所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每个人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72行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北京,都可以。

主持人:有没有谁,特别有一句话想跟杨先生沟通的。

刘功虎(长江日报记者):我想问一下杨老师,你说的这个人文精神,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比如说不管是工科、文科还是理科,要不要关心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问题,一直是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杨叔子: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充满对人的关怀,因此人文关怀是跟政治紧密联系到一起的,我敢说没有任何矛盾。不过政治侧重于管的方面。有人试图把两个字淆混,事实是分割不了的,有分工,但里面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关怀。一切工作都是以人为本,包括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懂得以人为本,但受历史的限制,不可能那么要求他。但对人的关怀本身,我敢说这个社会能不能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动力的东西,首先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如果你看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江泽民同志讲话,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他讲:“现在情况不同了,对马克思的经典,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过去有很多问题。第一,时代变了;第二,翻译错误。我们对马克思著作是从俄文翻译过来了,俄文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翻译存在不准确;第三,我们理解的不对”。马克思晚年侧重人文社会主义,科学是中年的一段,后来重点转到人文社会主义去了,高度对人的关怀。因此我感觉我们国家的政治,一句话概括:最终是对老百姓的关怀。

河南南阳有个内乡县,中国的衙门,县一级最全的在内乡,省一级最全的在河北保定,国家一级的,在故宫。内乡的县衙门有副对联,我觉得非常好,在封建社会这么想不得了了,一个县官就这么想啊,“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着百姓,但地方要靠你,你就要尽到责任,但你仍然还是百姓。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有这么高的认识,现在共产党的某些个别干部应该感到惭愧。毛主席讲“为人民服务”,我们最根本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其他东西。要为民,要求实、清廉。所以政治就是为民,是对人的关怀。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有很大的问题,建国以后,从逻辑上来讲,应该是建设和谐社会。49年前因为社会太不和谐了,只有把它推翻,现在权利在人民手上了,你还继续斗争下去,怎么行呢?斗到后来,连共产党的干部都心惊胆战,明天是不是到我头上来了?那怎么行!所以我认为最终还是对人的关怀,是最大的政治。

所以,三个代表最后一个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1956年入党,这我都清楚。回头看看,我感到,最不讲“政治”的事件往往是最讲政治,最讲“政治”的反而往往是不讲政治。比如台湾的问题很清楚,现在不谈什么政治就是最大政治。什么是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国统一。不讲“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为什么?一个中国,中国统一,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里没有过去所谓的政治色彩,实际上是有最强大的政治色彩,就是中国强大起来。所以,我讲要爱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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