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首 页关于周南周南活动沙龙会员新闻资讯周南图影周南名师联系我们
 
 
   
关于我们
周南简介
周南顾问

给我发消息

会  员
用户帐号:
用户密码:
注册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新闻资讯  -  周南视点
 
“向阳湖的文化启思”讨论会实录(二)
 发布时间:2013-08-23 21:39

历史的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到在这个问题。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讲,过去古人说过三句话,“战虽有阵,以勇为本;丧虽有礼,以哀为本;学虽有道,以行为本”。那就是说打仗讲阵法,基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要勇敢。你再好的阵法,再好的统率,你没有士兵勇敢的去实践,一定会打败仗。办丧事,有讲究。包括现在,民俗风情不一样。但是,你不哀戚,就离了根本了。一个知识分子,他很有学识,他很有才华,但是,如果他没有基本的品性,那就失去了这个根本。所以我想就是说,不论是从我们哲学的观点还是传统历史文化的观点,我们要看待一个历史事件甚至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一定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的启思之一,要有这个思路。

第二,今天“向阳湖文化的启思”,(饶学峰补充,“向阳湖文化的启思”有三种读法,向阳湖的 文化启思,向阳湖 文化的启思,向阳湖的文化 启思)无论你怎么读,有一个根本问题摆在李校长和各位专家的面前,向阳湖的文化,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用文字怎么表述?这是个历史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课题,这是一个文章,这是我的启思之二。

我的启思之三,就是向阳湖的文化与我们刚刚说的“文革”史。向阳湖这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是文革的产物,一定要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分析、思考和总结,才会比较客观,才会对今后的历史,包括学术研究才会有指导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的第三点想法。

我的第四点想法,就是说向阳湖文化的启思,和刚才说的第三点有关系。就是说要放到“文革”放到现代这段历史里面来分析、思考,这就涉及到刚才说的对“文革”的评价的问题,刚才孟老师、蒋教授说得非常对,“文革”这段历史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是不可回避的。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这段历史将来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定,不可能全部认可,但一定会有一个大家都认为比较客观的结论性的东西。我认为咸宁的同志,以李校长为发起人,这个事情的意义,就有可能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研究,而不是定论,会启动这个工程,我认为意义在这个地方。因为咸宁刚才几位同志讲了咸宁向阳湖这么个干校有它的特殊性,6000人都是文化大家,或者我们把中国的历史放在几年的时段当中,毫不夸张的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它代表了这个时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先进和深邃的思想,道德意识。这批精英人物在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历史阶段,毫不夸张的说,是这样,因此更具有代表性。而这个事件研究透了后,我认为,它会成为开启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研究或者是归纳、总结,会有这样一个历史作用,这是我的第四点思考。

我的第五点思考就是,因为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对于向阳湖的文化“五七”干校,我的父亲当年也在沙洋“五七”干校,对这段历史,我有这么几点想法。第一,从政治也好,人性也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从否定的一面来讲,它对我们国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我们不说摧残,对人性的虐待或者是打击,这个我认为,无论历史怎么写,这是比较客观的,这是否定不了的。所以很多大家,包括有一些政治家,都说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不能重演。因为它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性。这是从消极的一面讲。另外,从国家的发展,从政治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它是对一个国家秩序的破坏,对教育的冲击和破坏,对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耽误了十年吗,如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当初集中精力,就像现在这样,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那我们国家国力会更强。所以从政治的角度,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它的破坏作用,这个应该是在客观上是要承认的,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是我思考的第一。第二,从积极的方面,刚才咸宁的一位同志讲的我非常认同,安老师也说了的,从作为开国的帝王、从执政党来说,总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执政理念,把自己的大政方针延续下去,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动机恐怕还要这样来看。刚才孟老师说,毛主席首先他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这是要值得思考的,我想这是其中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这里有组织部的领导,叫“五七”干校,从吏治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怎么样让干部在德才两个方面全面的发展?你不能不说它是一个尝试,或者说是一个积极的尝试。只是说这种尝试到现在为止,被这个客观的结果所否定。但是要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现在搞密切联系群众,如果我们回过头再想一想,如果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官僚主义,那么一定不会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很好。这是第二点,对干部队伍的锻炼成长它的积极的一面。第三个,刚刚我们蒋老师讲的,虽然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这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力量的一个检验。从个人来讲,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能够安身立命、乐观豁达,坚守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追求。当然作为个人来讲,就像李校长昨天在武汉那个会场里讲的,尤其是作为青年一代,要学习、要传承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至少在积极方面有这四点是值得总结的,所以刚才说的大的方面,还有对本身这个现象的思考,有这四个角度。

李胜刚(武汉生化药药业公司 管理者):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向阳湖文化是“文革”文化的一个部分。因为接触的时候很短,我的一个初步的理解就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我认为它是改造干部、锻炼干部一个很好的形式。初衷是好的,但是后续的发展中,形成了人民的“文革”,他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失控。还有政治派别的利用。但是“文革”过程中,刚才许多专家也讲到了,它有一些欢快的心理历程,它的确是一种磨练苦难、能锻炼人坚忍不拔意志的一种方式。我看了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材料,周汝昌先生说,“红楼非梦、向阳无湖”,我的理解呢,向阳湖是有文墨有传承的,其中自有黄金屋。对于当代的历史,对于毛泽东这个开国领袖,我们怎样正确认识,向阳湖,我觉得是一个回避不过去的地方。

我在此申明,我非共产党员。我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念,要有一种民族的精神,所以来讲,通过这个会,给我的一个启思就是,对于开国领袖毛主席,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要有一种民族的崇拜。这要放在一个民族的高度,形成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是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东西,正如安老师所提到的,我也认为中华文化应当大力弘扬的是儒家文化,还包括国学文化的其他方面。就是大力弘扬儒家文化的“礼义诚信智”,排除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干扰。姚老师讲的我非常赞同,基督教文化现在对中国的侵蚀和影响是很大的。我认为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是水土不服的。我最近听到网上炒得比较热的,就是基督教经常有人到国内来传教。基督教的大牧师级别还是比较高的,他否定中华文化,我认为很放肆。其中有说,全球的文化是一种上帝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上帝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所以中国人多灾多难。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观点。我向一些人私下里了解,他们自己认为,对灵魂和文化的一种抢占和掠夺。因此,我觉得党校现在做这样的研讨,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这是要继承下来的。我非常赞成姚老师超越左派和右派这样的一种观点,形成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我是搞经济工作的,经济工作的研究中发现,过去美国对美国福特汽车的保护,对丰田汽车的打压,对自己本土品牌的保护做到无所不用其极。美国过去在这个方面做得还是很好的。韩国对于自己的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也是保护很好的。这样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和工业,树立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和认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前不久,习主席也讲过,要用自己的碗装自己的粮食。所以,我们要弘扬自己的文化,树立自己的精神和品牌,增强民族自豪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姚国华补充

我刚才讲基督教文化是反人性的。我赞同心理学家的一个观念,他说,人类的所有的文明都源于对人性的压抑。没有禁忌就没有现代文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对于人性的压抑不是坏事情。就像中国文化适度的人性的压抑也会变成文明一样。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源于对人性的压抑。所以“炼狱”就是有这个意思。

刘风明(省直机关公务员

听到我们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我在想一个问题。我想起巴金先生写过一本《随想录》,厚厚的一本。他对“文革”的评价也好、回忆也好,他的一个基本调子,对“文革”是彻底否定。但是否定不能说我们不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前车之鉴后车之师。还是让后人,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发生——这是我们研究“文革”、写“文革”的基本点。回到我们这个“五七”干校来说,它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产物。我们现在看它的意义,还是应该以否定为主。不管我们现在写诗也好,写散文也好,包括我们采访这些,健在的,当年在向阳湖生活过的文人也好,因为采访毕竟是时过境迁之后,或者说功成名就之后的即时回忆。但这个简单回忆跟真正的口述历史那是有区别的,不是口述当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不要把向阳湖太过分的诗情画意。刚刚我读我们老师的这些诗,总的来说,文笔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从基调上来看的话,我们研究“五七”干校,研究向阳湖文化,它的根本基点首先还是应该否定这个历史事件也好,历史事实也好。我们研究的目的,还是我们后来能不能够尽可能,或者永远避免这样的历史事件在中国重演。既然说向阳湖这么好,这么诗情画意,为什么当年那些大文人大作家都走了。当官的说要服从分配,还有一些自由文人,像郭小川、臧克家他们,完全可以留下来,到这里养老送终,但是他们都把灰一拍走了。而我们现在这个当代文化,又有哪一个在向阳湖住下来,在这里欣赏山水、写诗?没有。所以,说明向阳湖还是不适合文人在这里发展创作。如果这些人在5年之内不在向阳湖,在京城,在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里面工作生活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更好更优美的作品问世,对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我想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这段历史还是应该从负面的方面,更多的来了解、来阐述,不要过多的美化和诗情也好,这是我一个看法。这是通过读巴金的《随想录》,联想到向阳湖的研究。书没有全部看完,我昨天晚上一目十行翻了一些,今天我又读了一点,也没看完。

遗憾的是,我过去来咸宁的次数,数不清楚了。我因为工作,来这里的次数我记不清楚了,一年几次。但是,没有一个人跟我谈向阳湖,这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是我这个人人微言轻,别人不足以跟我谈,但是我旁听也没有听到。也就是我接触到的那个群体,不太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从今以后,我就会在我有限的话语权范围内,向同志们询问、介绍、宣传我们向阳湖,这是我今天的发言以及我的打算。

蒋强(安德义弟子)

刚才各位大师的发言我称之为“大菜”,接下来我一个年轻人的发言我称之为“青菜”,献给大家品尝。

我觉得“五七”干校也好,“文革”也好,离我很远,因为我出生在80年代。我没有经历那个时期,这个东西对我而言仅仅是个历史,我很喜欢历史,历史对我而言最大的启示就是给我经验教训。我从历史中学习的,对于我人生当中有什么启示,有什么帮助。

从昨天上午听李校长的讲座,到下午参观旧址,到今天听在座的各位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的叙述,我觉得给了我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个方面,素位而行。《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这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你在什么状况下,你就按照当下的情况去生活,也就是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我常常在想象,当年的六千文化大军,他们本来地位很高、学问很高、社会的威望也很高,但是突然把他下放到咸宁这么一个很小的地方,让他们做劳动,他们内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在想象,可能很多人内心里也有很多不满、很多的抱怨,但是更多的人是在踏踏实实的在这个地方驻扎了下来,而且去围湖造田,自己去生产。这本身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品质“素其位而行”,也就是安老师经常讲到的,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用我的时候,我有话语权的时候,我就努力的为天下去做事情。当天下舍弃我的时候,当国家舍弃我的时候,我就好好的保藏我自己、好好地修养我自己。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启示。第二点,踏实肯干、埋头苦干。这是昨天我听了李校长的讲座后学习到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缺少这样一种品质。包括我身边很多的同学,他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者说找到工作后常常在单位里面很不受待见,为什么呢?不愿意做事情。好大喜功,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觉得我能力很强,觉得我学问很多,觉得我读了很多书,就是不愿意做事情。我觉得当时的那批知识分子,学问很高、地位很高,但是下放到咸宁之后,就踏踏实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做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持之以恒。刚才安老师提到李校长坚持向阳湖文化这个事情18年,还有包括安老师在研究国学、传播国学方面几十年的一个坚持。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些人为什么伟大,有些人为什么了不起,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本身了不起,是他们能够把一个我们很多人看起来微不住道的一个事情,坚持做10年坚持20年,甚至坚持30年甚至坚持一辈子。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事情。对于我而言,我曾经参加安老师举办的全省大学生公益国学培训。当时有三四百学生。第一期三百,第二期差不多有四百。但是到最后真正能坚持下来继续学习国学的不多。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并没有很大的能力,也没有很高的智慧,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在中国的经典当中,从历史当中事件当中给我很多的智慧。所以持之而行,持之以恒,包括《中庸》里面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及百之,人十能之及千之。别人一次能做的事情,我做一百遍;别人十次能做的事情,我做一千遍。我相信当时李校长在准备研究向阳湖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李校长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的价值的重要性。但是全国只有他一个人,从那个时候,从90年代坚持,一直到现在。所以他能取得这样一个成果,所以他能让向阳湖文化能够成为一个“国保”单位,能够展现现在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就是因为他的坚持。

所以我总结一下,我学习历史,我学习国学,给我了三个启示。第一,君子素其位而行,也就是随遇而安。第二点,告诉我们要踏实肯干,成果才能够叠出。第三点,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持之以恒。

李专(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副主任、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每个事情都是有丰富的意义,不是单面的,多义性的,就像经典著作一样,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尤其是对于向阳湖文化这个事情,更是没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简单的定义。我想就向阳湖文化对于咸宁知名度创建方面说一点想法。

第一,咸宁是一个渴望知名度的城市。我们搞旅游文化节,我们最近还请了很多著名的作家来咸宁采风、写作,都是因为咸宁这座美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渴望知名度。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城市跟我们纠结在一起——咸阳。经常是,我们出了很多钱做自己的宣传,结果别人往往一说就是咸阳,没有说我们咸宁。我们很纠结。最近我们请来的作家里有位蒋子龙,他跟我说,上天是公正的,尽管咸阳的知名度高,但是咸阳人的生活质量、环境,跟咸宁是天壤之别。它成天都是灰扑扑的,我们一年365天都是质量优良。我们是山清水秀。所以,他从这个方面说,上帝是公平的。说到咸宁的知名度,在历史上,最高的,一个是赤壁之战。有一点历史文化修养的都知道。第二个就是北伐战争的叶挺汀泗桥大战。这是两个历史事件。第三个要说,就是向阳湖文化了。我们这次陆陆续续请来的作家,舒婷、汪国真、陈建功、蒋子龙,几位在全国都很著名的作家到咸宁来采风。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地方的媒体都做了个采访。都问了请问几位老师是第几次来咸宁?他们都说是第一次。原来知不知道咸宁?舒婷当然说是不知道的,女同志可能对位置、方位这方面就差一点。汪国真和蒋子龙都说知道,咸宁是个中等城市,我不知道那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这四个人中,最知道咸宁的,就是陈建功。他说我肯定知道,咸宁有个向阳湖,我们中国作协曾经下放到这里。他是中国作协的书记处书记。又是现代文学馆的馆长。他对咸宁最了解也就是向阳湖。所以,向阳湖是咸宁非常渴望知名度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是仅次于刚才所提的两张品牌中的第三张品牌。

第二个方面,向阳湖的文化发掘到现在,我们李校长孜孜以求了18年,应该说,成果斐然。现在是“国保”单位。这次四位知名作家到咸宁来,都没有安排参观向阳湖这个行程,但是,向阳湖应经成为咸宁文化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峰。他们每一个人来,不论是在饭桌上,还是在平常的参观博物馆、规划馆等一些点上,每一个人无一例外的,不论是他们本人发起还是我们陪同人员发起,都绕不过向阳湖。向阳湖已经到了这种高度,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文化高山。

第三,我认为,对于向阳湖、“五七”干校,完全不用给它定性,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座“富矿”来经营来挖掘。舒婷提到向阳湖时说,一段历史,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站点。这些站点有好有坏,不管如何,它都是一个站点。向阳湖就是我们历史上、文化上一个站点。它有很多内容,不需要我们去定性。咸宁有一个星星竹海,蒋子龙问我,为什么叫星星竹海?我说不知道,好像是那个地方竹子很多,像星星一样。他不同意,他说这没有可比性。我说,这里原来叫花纹竹海。花纹是很有历史很有诗意的,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时写过《江南林区三唱》,这是三首诗组成的:楠竹歌、欢乐歌,第三首就是花纹歌。郭小川那么有文化的的人不嫌花纹土气,为什么要嫌弃它,改成星星竹海?这样不好,我们也觉得。蒋子龙因为是天津人,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就是在天津写的。他没来之前不知道“江南林区三唱”是在咸宁写的,现在来了,知道了,并且很赞同花纹就应该叫花纹,不应该叫星星竹海。这是向阳湖文化这个话题里非常小的一个片段,但是他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向阳湖是一个很富的“富矿”,它对咸宁有说不尽、道不清的很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不能定性,只作为历史上、文化上的“富矿”来经营好、挖掘好就行了。它是“炼狱”、是“流放地”,也是“避难所”。但是每一个概念都不是全面的。都是一个侧面,它就是有那么多的丰富性。比如说战争,二战肯定不好,战争是要彻底否定的,但是二战期间出了那么多经典,那么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太多了。那么向阳湖也可以出很多好作品、好东西。

罗勇(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副主任、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在苦难中磨砺出“向阳精神”,这是我发言的题目。

原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全国“五七干校”的一个缩影。据统计,中央部委和军队在湖北省襄阳和沙洋共有38所“五七干校”10万多人下放劳动。“五七干校”的酸甜苦辣。酸就是伤心,“文革”对文化事业的冲击,对文艺创作的荒芜造成心灵上的深重创伤。下放“五七干校”是遣送,是流放,是集中到农村劳动“改造世界观”。甜就是“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期的“避难所”;萧乾夫妇在“文革”之初被打成“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破“四旧”时被抄家挨斗,赶出机关大院,挤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还要接受红卫兵的批斗。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再也没有批斗之苦了,也有了相对自由活动的空间,一家人在一起劳动生活,成了天然的“避难所”。冰心年满70岁来到向阳湖看菜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冰心感受这比在北京的小笼子里好多了。再则是老乡对文化人的关爱,让受难的文化人得到了生活自信。剧作家陈白尘60多岁下放到向阳湖居住在鲁家湾鲁木匠家中,鲁木匠将接媳妇的新房和雕花新床让给陈白尘住,还料理陈白云尘的生活,搬新房时鲁木匠让自己的儿子为陈白尘挑行李,陈白尘担心影响鲁木匠,但鲁木匠仍让让儿子坚持帮忙,令陈白尘感动不已;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深情的记录了这一幕。30多年后,陈白尘的女儿手持日记本来到向阳湖寻找鲁木匠感恩。苦就是劳动生活之苦。秀才的手变成拿锄头把的手,进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脑力劳动变成进行农业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他们是拿工资做农业,但体力不适,气侯不适,生活不适,思想不适和水土不适使他们困难重重,步履艰难,但他们以顽强的精神和战天斗地的意志克服了困难。辣就是在五七干校里,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政治运动。一是配合政治形势需要,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如1970年《红旗》杂志批判陈白尘的剧本《石达开的末路》和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五七干校”也组织了陈和张的批判会。二是对那些戴着各种帽子的“牛鬼蛇神”的批判。对牛鬼蛇神进行群众监督和批判,只要有人打“小报告”,发现新动向,就要分别以班排连为单位召开田头地边的批判会。三是清查“五一六分子”。这是向阳湖“五七干校”最为严厉,时间最长,手法最残酷的大清查,甚至是用“逼供讯”的办法和“莫须有”的罪名。据考证,当时共揪出200名左右的“五一六”。

折磨打造文化人的意志,苦难磨砺出文化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支撑着他们在苦难中坚守人生。1.忍辱负重的风骨。在向阳湖原文化部五七干校里,领导干部是戴着“走资派”和“文艺黑线代表人物”的高帽,知名的文艺家有的是“老右派“,有的是背着“里通外国”的特务,有些年青人被打成当作“五一六”分子莫须有的罪名;在这种政治打压下,他们将苦水吞进肚子里,将冤枉进而在心里,仍要装着笑脸,喊着时髦的政治口号,通过参加“斗批改”来应付时局,通过劳动来解脱自己,释放胸中的郁闷。2.坚守信仰的理念。尽管如此,他们始终坚守一个政治信念,一是坚信我是清白的,我对党是忠诚的;二是坚信党是了解我的,终有一天党组织会实事求实的给我下正确的结论。三是坚信党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党会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政治信仰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冯雪峰总是说, 我是党的一个兵,我一定能回到 党的队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曾一度想自杀,但一想起黄河大合唱,便使自己有勇敢面对,坚强的活着。“黄河”给了他信心和力量。3.以苦为乐的情怀。除了极少数文化人是从战火烽烟的岁月里走过来的外,他们大多数人文化人成天生活在大城市,关书房里研究学问,根本就不会劳动,下放在向阳湖,他们硬是凭着一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艰苦奋斗,克服了生活上不习惯,身体不适应,劳动不过关的重重困难,从劳动中寻求快乐,从与大自然的奋斗中寻求快乐。在困难面前不退却,不言败。4.泾渭分明的品格。他们虽然下放在向阳湖,但他们仍然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命运,分析着政治形势,有的人公开批评个人崇拜;有的人直接向周总理写信,反映知识分子挨批的情况;有的安排照顾老弱病残的文学家从事轻活;有的暗中帮助受难挨斗的人;他们在那种“极左“的政治环境中,不盲目跟风,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会含糊。5.风雨同舟的仁义。当地村民得知文化人来向阳湖劳动,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的让房子,腾位置,让文化人能住得下,安得了家。生产大队安排生产骨干给他们当农业生产辅导员,使昔日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干农活的好手。文化人在劳动中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浓厚的情谊,这些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周巍峙、张光年、罗哲文等文化名人重返向阳湖,第一个看望的人就是在困难时帮助过他们的老乡和房东。王世襄与老渔民老韩家一直保持着乡情友谊。6.文心诗胆的雅量。农村生活也激发了他们文艺创作的灵感,干校也蕴育了他们内心的火山;大家所熟悉的臧克家的《忆向阳》诗集,郭小川的《江南林区三唱》和《团泊洼的秋天》;牛汉的《温泉》诗集,戏剧家吴雪导演地方戏;还有不少画家在这里写生,如画家平野画云,张广画牛,漫画家米谷画鸭。冰心的《给家人的信》、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都是史记般的记录。北京的文化人在向阳湖洒下了劳动的汗水,也播下了文化的种子。

李城外(咸宁市委党校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总结

首先,对周南文化沙龙把各位专家请到咸宁来,再次表示感谢。

今天开研讨会,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昨天,我在长江讲坛讲课的题目是《话说新增“国保”——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申报“国保”成功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这是我思考的问题。今天研讨会对我的启思是,要加大三个力度。第一,加大研究的力度。第二,加大合作的力度。第三,加大宣传的力度。

首先,谈一下加大研究的力度。谈向阳湖文化,是绕不开谈它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但是各位专家有不同的观点、闪光点,我们可以分析研究。谈到政治意义,这就涉及到它的定位问题。我觉得反思“文革”,蒋方老师提到,不能轻易地给“文革”作评论。我一直在思索,执政党怎样善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讲课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一直都很倒霉。而且“文革”时有个奇怪的现象,凡是跟鲁迅交往的人都挨了整。这是个值得分析的现象。刚才姚国华老师说了,不要评价历史,要真实的还原历史。我们研究“五七”干校这么多年,刚才说到“文革”研究,我们并没有那么宽泛,而是限于“五七”干校研究,由点及面,把“文革”是作为整个的大背景的。分析“五七”干校正面和负面的意义,我个人认为,它的负面意义是主要的。其一,主要体现在它是左的路线的产物,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点,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五七”干校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其二,它严重阻碍了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一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都下放农村,干他们不适合的工作。如果他们在北京,在他们的领域可以取得更优秀的成就。尽管苦难也磨练人,他们在向阳湖也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尽管现在说,悲剧比喜剧更吸引人看,但是我们还是反对。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其三,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刚才大家提到了人性问题,在“五七”干校、“文革”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性是受到了扭曲的,很多人都有两面性,很多人在干校,人性的扭曲达到了极点。为了向上爬,甚至是为了某一次不参加劳动,可以出卖同事,揭发同事,导致人人自危,互相提防,没有安全感。等等,负面的因素是很大的。但从哲学的高度辩证的看,我觉得正面的因素也有几点。第一,让知识分子接触了实际,他们了解了国情、民情及友情。如果长期不下放,坐在机关坐在高楼大厦里,有些没有切身体会的东西,他们确实是不会看到的。甚至连菜是什么价钱都不知道。他们工资很高的,两三百元,当时7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工资也就45元。他们来到咸宁,把这边的物价都调起来了。所以他们下放以后才知道农民的疾苦。现在做群众路线的教育活动,我准备采纳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陶校长的建议,讲群众路线与“五七”干校的关系。这个切入点非常好,当时确实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达到了极致。第二,意志得到了锻炼。知识分子都是很脆弱的,但是经过干校这种“炼狱”以后,不少人的精神意志更加的坚定,有些体魄也确实得到了锻炼。比如臧克家,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两小时他坐不住的,在咸宁待四年,这些病都治好了。每天劳动后累得一塌糊涂,也能吃了,也能喝了,什么都不讲究了。我采访过他三次,他说,如果我不到咸宁劳动,活不到这么长寿。他夫人郑曼老师说,他准备活到120岁。身体和意志也确实得到了锻炼。第三,加强了理论学习。我冒昧的说一句,现在党校的老师,系统的研究马列经典的不多。所以,干校对干部加强马列理论的系统学习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以上思考,提供给大家参考。

再谈它文学史上的意义。“五七”干校全国都有,部一级的有106所,全国共有1497所。有的千篇一律,有的大同小异。但是,向阳湖的文化意义,可能是最大的。你看江西进贤“五七”干校,那么多的部级领导,也属于文化单位,中央警卫局,中央编译局,中央档案局,中央办公厅,都是这些单位,我实地考察过,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当地一个农民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咸宁来的。来干什么?我说来考察“五七”干校。他说,你们那儿有什么呀,我们这里都是领导,官比你们咸宁的大多了。我说,我们咸宁的知识分子比你们进贤的名气大多了。你们这些领导干部谁知道谁啊,我们这里的文化名人全国人民都知道。只要你有点文化的人,你不会不知道冰心、沈从文,谁都读过他们的书。不仅一代人读,有的祖孙三代都读。它的文学意义,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心灵、人性。我觉得向阳湖“五七”干校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刚才姚国华老师说,向阳湖和“五七”干校的研究是全国各地都做不了的,我们咸宁却堂而皇之在做。这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从第一天做就没有顾虑。我从正面来把握这个基调。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否定了“文革”。我昨天也说,我们抓住否定的基调做这个研究,谁也抓不住我们的辫子。否定“文革”,否定“五七”干校,这是底线。《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已经把向阳湖写进去了,刘川鄂的《湖北文学史》已经将向阳湖作为一个章节了,可见分量之重。刚才孟泽老师对我启思很大,我们这个温泉,是向阳湖人曾经来过的温泉。我曾经写了《文化名人与咸宁的竹》《文化名人与咸宁的温泉》,他们在咸宁留下了大量的文章,跟桂花、温泉都有关系。党校已经布置了这个题目:《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国五七干校始末》,《向阳湖文化研究》、《向阳湖干校始末》,《论向阳湖文化》,这一系列,都是在为文学史填补空白。

怎么发掘向阳湖文化的内涵?刚才讨论中,有的说不需要定位。我经常要讲课,十次有九次有人问这个怎么定位?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深入挖掘它的内涵的。我综合这些年的个人体会,向阳湖文化的内涵至少包括四点。我用“四个不可”来总结。第一,对历史的反思文化,这是不可多得的。第二,对名人的纪念文化,这是不可忘却的。第三,助推咸宁跨越发展的软实力,这是不可再生的。第四,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这是不可忽视的。我昨天在“长江讲坛”回答听众“向阳湖文化人的精神是什么”的问题时,总结了六点:一、乐观向上、随遇而安;二、战天斗地、自强不息;三、亲近自然、体察民情;四、热爱生活、情趣高雅;五、忧国忧民、信仰坚定;六、埋头苦干、成果叠出。这里不一一展开。我们加大研究力度,这个是必须展开的。不认识到它的价值,这个研究就很难继续深入下去。

我们向阳湖研究会这么多年,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埋头苦干,是这么多好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一步要思考的,是不要满足于现状,我们要自加压力。所以,我们从市一级学会现在上升到省一级学会了。前天,省委党校陶校长鼓励我们再努力,争取升为国家一级的学会。他还邀请我到省委党校做兼职教授,带研究生。这是给我出题目。要加大研究力度,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要加大合作的力度。这次周南文化沙龙和我们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形式非常好。我参加周南文化沙龙的活动,非常松散自由。我们这儿就是按照机关的一套做法来的。我非常佩服饶主任的做法。过去我一直想做沙龙,回来后,就按照周南的样子把向阳湖文化沙龙搞起来了。这次沙龙合办,是自2013年5月5日我们向阳湖文化沙龙成立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研讨会。这种合作,是真正的“文人相亲”,亲近的亲。这种合作是周南和向阳湖两个沙龙的第一次牵手。其次,要加大和武汉大学的合作。武大和咸宁市政府是有合作协议的。这是官方行为。签约后,就没有后文了,我们直接主动承担了。这对于党校是有好处的,直接将党校科研提上了新的台阶。党校一直没有国家级课题,现在跟国家行政学院也有合作课题。省委党校甚至提出要作为全省党校的品牌来打。全省各地都有“五七”干校,这对于我们提高党校知名度也是一块牌子。国家行政学院周院长非常敏感,一到咸宁来,看到我的书,就马上邀请我去国家行政学院讲课。地方请中央一级学校专家讲课很普通,但是反过来就很不一样的了。这不是说我的课讲得有多好,而是向阳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那儿,跟高校的合作是一个结合点。其三,与全国党校的合作。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我们党校系统内部,相互之间也邀请讲课。成为党校系统的一个亮点是没问题的。还有一点,我们不能说跟政府合作,但是我们要继续配合政府。我们可以把我们党校的研究成果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依据。这个已经起到作用了。全国人大、政协都将向阳湖列入议案、提案,这些都是政府重视,但是我们民间的宣传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写了大量的文章、书,做了大量的宣传,我个人每次去北京,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家里都是必去的,为“国保”申报做宣传贡献力量。罗哲文先生专门在《人民政协报》发文感谢我们所做的工作。向阳湖申报“国保”成功这件事上,他们是有话语权的。还有他们和咸宁人民的感情因素在里面。罗哲文还说,向阳湖不应该仅仅限于国家“文保”单位,还要积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还要提一点,我们研究的主体已经形成了一个“金三角”: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咸宁市委党校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现在又和周南沙龙合作开展活动,向阳湖是你们助推我们的一个点,你们的研究面涉及很广,我们比较专。但是我们这个“金三角”,扩大了我们整个研究的面。

第三,加大宣传的力度。经过今天各位的提示,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一是要继续加强和媒体的联系。我们地方上的媒体,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宣传还是很到位的,但是省一级国家一级媒体的宣传力度就还不大。现在是网络的世界,我们研究会的大活动一出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就发了消息,全国的主要媒体都转了,像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日报网等。我把这些东西是看得很重的。我们就是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不是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默默无闻的,我们的观念要与时俱进。我们也要学习周南文化沙龙,在他们的网站上,每次活动后,专家学者的发言很及时地在网上就有电子版了。二是体现在与讲坛的合作上。不仅是“长江讲坛”,我们的目标是定位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高校讲坛。只要有平台,我们就要不遗余力的去宣传去推广。上个月,湖北省讲师团组织的“大学生信仰之旅夏令营”邀请我去讲《逆境中的坚守》,谈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效果非常好,这种机会我们要抓住。不仅我讲,我们学校做这个专题的老师都可以去讲。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我曾经提出,中国人的“文革”研究被外国人抢走了,但是“五七”干校研究还是我们的多,十多年了,我们积累了许多原始的录音原始的资料。还有专门的资料收藏馆,专业馆藏之丰,省图、国图不能比。我们要保持“总部”这个阵地,保护这个招牌。三是与沙龙的合作,我们在宣传方面也可以继续加大合作力度。你们的形式、内容、方法都是我们学习的范本。我个人是见贤思齐的,看到新鲜的事物都是能够接受的,也很愿意跟新的朋友接触,我跟饶学峰就是一见如故的。刚才蒋强提到坚守的问题,说明现在“80后”,我们党校的研究生都是“80后”,都在参与这个事情,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今天还有很多体会,包括“知青文学与五七干校的关系”,任继愈生前我采访时,他提出,为什么有知青文学而没有干校文学,这些我都一直在思考。它们不一样,知识青年一般是个体,“五七”干校学员很多都是全家下放的。一边是刚入社会,一边是到了人生的稳定期的。很多当时就功成名就了。回京后,很多根本就没想到做这方面的创作,用当时时髦话说,就是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再抢回来。像王世襄他们这些人,成天拼命干,晚年都出几十本书。所以,我说我收藏的有关“五七”干校书籍的签名本就是比省图多。

现在已12点半了,因为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各位,欢迎大家常来常往,欢迎各种形式交流、沟通。

谢谢大家!

 
 
   
  Copyright 2013
周南文化沙龙

鄂ICP备13004944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21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