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主持人：聆听思想的声音，沐浴智慧的阳光。朋友们好，我是李茜，欢迎来带长江讲坛。在开始今天的讲座主题之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开讲之前播放的视频和PPT。1969年秋到1970年5月期间，冰心、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共6000余人，从北京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短则一年，长则五年。在咸安区西15公里，那个古称云梦泽的地方，他们中有的留下了亲手烧砖盖好的四合院，有的留下了围湖造出的良田，有的留下了诗作和散文随笔，还有的最终长眠于向阳湖畔。

这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但是像我一样的很多青年人，却并不知道那些五味杂陈的经历，就发生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所以我想特别郑重的，向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咸宁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城外先生。他历任咸宁地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委主任、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目前还担任咸宁市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作为我国五七干校研究的第一人，从1995年开始，他就一直在为向阳湖奔忙，采访、整理资料，编写并出版图书，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的推动向阳湖文化研究。在他以及更多人的努力和关心下，今天五月，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校长为大家讲述《新增“国保”——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故事，请大家掌声有请。

李城外：尊敬的李厅长，尊敬的汤馆长，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有幸来到长江讲坛，首先要感谢文化厅、省图的领导的支持，给了我一个和大家学习、交流的机会。

今年四月份，我带领我们党校的几个研究生，第一次来到长江讲坛，听了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的精彩讲座。以后的几个月，我们陆续的又有机会跟长江讲坛的负责同志联系，我们都是早上从咸宁赶来听这个讲座，听完了就回去。当时我有个感觉，我觉得武汉的市民真是幸福。政府提供的免费的精神福利，大家每周都可以享受。我们咸宁要来开阔眼界，还要在路上颠簸一两个小时。四月份我们来听课，八月份我就在长江讲坛跟大家汇报，我们向阳湖文化研究的成果。这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没有区域和地域界限。我从听众走上讲台，我也衷心祝愿有更多的人走上长江讲坛。

我汇报的题目，是《话说新增“国保”——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我们事先把《向阳湖文化报》发给大家了，时间有限，有些地方就跳过去，重点介绍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部分。今天给大家交流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全国五七干校一瞥，介绍五七干校的来龙去脉；第二个，文化名流云集向阳湖；第三个，重点介绍我们五七干校为什么能成为“国保”单位，这是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的国保单位；第四、介绍向阳湖文化名人的干校情结；第五，我们为什么要铭记向阳湖。

七一前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向阳湖五七干校，有11年的历史，是共和国六十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也强调，要认真地研究党史。可以说，中国的五七干校研究，是党史、党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一项值得填补的空白。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可以说是全国五七干校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干校之一。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应该会认同这一点。

今年五月初，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榜上有名。这是1947所五七干校中离现在时代最近的，我们省图旧址也是这一批公布的，但是它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下面简要介绍五七干校的来龙去脉。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是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大家知道5月16号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爆发。五七指示比文革还早了九天，而且是文革发生的前一天，中央公布五七指示。两年以后，黑龙江建立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干校。首批学员有504人，他们的经验在《黑龙江日报》发表以后，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10月5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当时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都是最高指示，都要贯彻执行的，“广大干部下方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在1968年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甚至到77年、78年，很多党报的报眼，都是毛主席这一条“五七”指示。由于五七指示的公布，全国的干校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中央部一级的干校有106所，全国各地一共1497所。其中以河北为例，全省干校有一百多所，接近5万人。一共有18个省市创办了五七干校，当时的党校也都改成了五七干校。河南的五七干校都是中央部一级的，都是一些顶级的单位，像中央党校、全国总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团中央，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下方到河南干校，在潢川黄湖农场。

在我们湖北，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文化部的五七干校，然后是沙洋的五七干校。很多老同志都经历了，都下放过。还有一些部队的、财政部的、高检高法、公安部、人大政协、统战部、八大民主党派。我们湖北五七干校，下放的单位份量应该是最重的。还有江西的五七干校虽然少，但因为是汪东兴办的点，全国重点的五七干校都在学习示范点的经验，毛泽东的女儿也下放在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再宁夏的五七干校，有中宣部的、国务院的。有些五七干校，几年之间换地方，先在这个省，又转到那个省。咸宁五七干校，以后又转到天津近海的团泊洼。北京也有五七干校，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湖南等等都有。上海的奉贤五七干校，是巴金先生下放的干校。河南的息县，有钱钟书、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等。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很多曾经都是五七干校出来的。像江泽民总书记，在河南渤海五七干校；胡耀邦，在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朱镕基，在湖北襄阳的五七干校，时间最长，有5五年之久；贾庆林，在江西的五七干校；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西城区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可能没留意，我们做研究的知道。每次党代会、两会，领导人的简历对五七干校就跳过去了，我们就特别关注这段历史。像马凯副总理，他们当年都写了不少诗，创作了一些作品。像我们国家学术界的名流，俞平伯、何其芳、顾准、钱钟书、孙冶方、吴敬琏、冯至、李建吾、卞之琳、任继愈等，这些人都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所以这些人下放是非常不容易的，都是六七十岁高龄了。还有张志新，下放到辽宁盘锦的五七干校。

因为中央办公厅的号召力、影响力最大，全国的五七干校都学习，粮、油、蛋、肉、棉“五自给”，他们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像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就是在干校谈的恋爱、结的婚，毛主席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就是一套黑皮精装的《马恩全集》。毛主席这个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抗美援朝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五七干校，跟一般的普通的“五七”战士是一样的。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也在这个五七干校，邓小平复出以后，在回北京之前，就绕道到进贤的五七干校去看望老秘书。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当年的五七干校是多么重要，这是共和国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1970年12月1日到1971年1月26号，“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开了2个月之久。当时办了两年以后，就有13万人，可以说涉及到千家万户。这一面旗子是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的，现在像这样的旗子非常稀有。人民公社搞了那么多年，现在国家收一个人民公社的牌子都收不到。

五七干校从68年到79年，历时11年之久，中间有个转折期，就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大家就开始对五七干校表示怀疑了。因为林彪叛逃以后，全国各地都引起了震动，大家就开始反思干校对不对？应不应该办？尤其是文化部，受冲击最大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部开刀，毛主席钦定的，把旧文化部定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几顶帽子就吓死人。当时的文化部，全部工作都瘫痪了。

下面，我重点介绍咸宁的五七干校。文化部被砸烂以后，这些人到哪里去？选点最后选在了咸宁。开始由交通部、邮电部来选，选到咸宁，嫌环境太恶劣了，老百姓非常穷。但是文化部选点，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一个是要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好，最终选择咸宁，这也是咸宁的幸运，咸宁跟全省其他市州相比，是没有什么地位和知名度的。咸宁最有影响的，一个汀泗桥、一个贺胜桥。很多人，包括台湾的、还有国外的，一说咸宁不知道，一说汀泗桥、贺胜桥，他们知道，一些老人到咸宁都这样讲，更不知道现在的咸安。但是从1969年到1974年，文化部的6000人到咸宁来以后，咸宁不出名也得出名了。中国顶级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包括他们的家属一共6000多人，全部一锅端，从北京下放到咸宁。

当时都是沼泽地，围湖造田，劳动是非常辛苦的。大家看一下，这些单位，只要有知识、有文化的，都跟这些单位分不开。很多单位，就是北京的、中国的文化地标。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家简称“革历博”）。故宫博物院800多人，顶级的专家全部下放到咸宁，国家博物馆的也是。还有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原来叫北京图书馆，国家文物局、新华书店总店，中国顶级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号称“皇家”出版社），还有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中国知名的作家全部下放到咸宁。一下子中国作家协会，来了180多人，将近两百人，顶级的作家全部在咸宁。还有中国电影界的一些大师，原来没有电影看，都是拍新闻简报看，那些拍新闻简报的也都下放到咸宁，科学电影制片厂、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包括文化部的领导，来了一大排，包括我们湖北省原来的省委书记赵辛初，先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下放到咸宁，干校结束以后到湖北省当省委书记。他对咸宁的感情非常深，回去以后就拨款建了一个奶牛农场，现在向阳湖的奶粉是部优产品。

这些照片，都是我在北京一家家照的。你看一个地方能跟一个单位联系都不错，北京重要的文化单位全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中华书局100年庆典，我是作为唯一的特邀代表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发的纪念册里面好多都是在咸宁劳动的老照片。湖北红安县，八十年代说“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我们咸宁也可以说“六千文化人，同一片土地”。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些，有那些知名人物。李琦是周总理的秘书，既是领导干部，又是一位文化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任。大家看那些经典的领袖传记、纪录片，他都是顾问。还有赵辛初、徐光霄，当时都是副部长。周巍峙曾经担任代部长，全国文联主席；司徒惠敏，电影节的大腕；吴雪，《抓壮丁》的主演，著名的导演、演员；仲秋元，也是文化部的副部长；马彦祥，都是老革命。作家有沈从文、冰心、冯雪峰、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牛汉、绿原等。冰心的文章，几辈人都读过。冯雪峰，参加过长征，在瑞金和毛泽东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是中央党校第一任副校长，是下放的人里面资格最老的，又是老革命，又是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画家，这些名人太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包括范增、刘炳森。出版家，像陈翰伯、王子野，都是顶级的，我们国家《汉语大字典》，号称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都是陈翰伯主编的，王子野是人民出版社的社长，金灿然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陈原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宋木文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文博专家，我们国家最顶级的，包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吴仲超，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吕济民，这些人既是领导干部，又是文博专家。

其他地方，你要申报一个升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容易。咸宁是坐直通车，2002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批了以后，把这些国家文物局的顶级专家，都请到向阳湖去重返故地。这些人自觉的在北京呼吁，要把向阳湖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哲文先生是国家文物学会会长，是长城专家，他到向阳湖看了以后，说不仅应该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还应该列为世界保护遗产。因为修的那些桥、洞，都是国家一流的专家做的，那些房子都是故宫烧琉璃瓦的专家，自己烧砖烧瓦做的。像耿宝昌、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都是顶级的文物大家。罗哲文先生去年去世的，他到咸宁我给他介绍，问他有什么要求，就说希望牵一条牛来，找找当年的感受。我们真的找来一条牛，他拿个鞭子，叫别人给他照相，很开心，回去就呼吁咸宁要搞“国保”单位。我列的这些专家，在世的一个个签字，签字完了，都去世了。现在年纪最大的，已经90多岁了，国家文物局的顾问。中央每年元宵晚会，请的文化界的名人，跟向阳湖有关联的就好几个。

赵守俨要说一下，每一家有分量的图书馆，都有《二十四史》，都是他们点校的。当时周总理把他们从咸宁都调回去，点校《二十四史》。著名影星陈宝国，当时跟他父亲一起下放到咸宁，当时下放的祖孙三代的，有很多。下放的，还包括图书发行家，书籍装帧家，曲艺家等等。刘炳森是我们国家顶级的书法家，可惜六十多岁就去世了。只要大家到过北京，重要的单位榜书，刘炳森是第一块牌。当时我们采访他以后，只要咸宁请他题字都题。他说别人请我题字，给钱也不题，咸宁是我流过血汗的地方，感情不一样。牛汉是下放到咸宁时间最长的，五年零三个月，从1969年9月26号，一直到1974年12月6号。萧乾先生，中国文史馆馆长，二战时期西方战场上中国唯一的战地记者，全家下放。还有著名诗人郭小川，毛主席称他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张光年，《黄河大合唱》，这是我们湖北人的骄傲，老河口的人。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很多人都是标志性的人物，就张光年一个下放到咸宁，你这个地方就够出名了，跟他同样分量的很多。《黄河大合唱》，中华民族的史诗，抗战最强音，谁不知道啊。有一位作家说，你们咸宁没有开发好，这么多名人，像张光年，他一来，全场都要起立的人啊。像臧克家，大家都读过他的诗。朱家劲先生，是朱熹的二十六代孙，再红楼梦专家周尔昌。沈从文像个老农一样的，跟老乡照相，站在最靠边。

湖北是文物资源的大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50多人，四分之一下放到向阳湖。所以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时候，就是叫向阳湖的专家去鉴定的。现在的一批，都是他们的徒弟。好不夸张的说，中国文化名人有一半到了咸宁。河南息县文化名人也多，但是还是没有咸宁多。当时咸宁火车站，都把毛主席的像举着，带着行李准备扎根的，连北京的蜂窝煤都带来了，腌菜也带在车上。当时6000人的场面，大家可以想象多么壮观。一个小社会，不仅劳动和学习，他们建变电站，自己盖房子，自己建医院、建学校。因为向阳湖住不下那么多人，家属以后都移到武昌江夏的乌龙泉，当时也归咸宁那边管辖，还有在双溪挖煤，在汀泗桥，人民出版社的顶级专家都在按烧石灰窑，作为工业连，为干校盖房子储备物资。当时军宣队领导是北京的，对文化人很不好，后来湖北接管了以后，有很大改观。那个军代表李正伟，现在还住在我们武汉马房山干休所，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我每年都去看他。

当时“向阳花”，就是他们的子女都跟着父母一起下放。这些人能力都非常强，现在独生子女都娇生惯养，上个大学还要父母去送，那些五七干校的子弟，在北京都是十几岁的姐姐可以把七岁的妹妹，从北京直接带到咸宁。到了咸宁，往学校一丢，父母都不管的。可以说，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集中在咸宁这块弹丸之地，纵览古今中外，这样的场景都是少有的。

因为我们研究干校文化，我们就把向阳湖文化与流放文化跟贬官文化做了一些比较。苏东坡作为一个例子，苏东坡最有分量的作品，就是在三个流放地写的。比如说在湖北的黄州，前、后赤壁赋。我跟大家介绍一首我们咸宁作家写的一首诗，这里面有些话比较经典，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里面称这些人“饱经风霜/构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防护林/向阳湖的湿土/开始因那些雨一样拍打下来的名字/而变得肥沃/变得墨香十足/咸宁的版图/成为一段文化史的参照”。我觉得这个诗，概括的非常准确。要了解中国的当代史，如果缺少了咸宁这一页，绝对是一个遗憾。你要把咸宁这段文化人的下放经历了解了，也可以补充中国当代史、政治史、文化史。可以说我们编的向阳湖那些书，都进了《中国文学编年史》，整页介绍我们向阳湖文化。大家看到这个诗，可以了解文革是一段沉重的历史，是极左路线的产物。

6000多人从向阳湖回到北京以后，在各自的领域是领军人物，都非常有成就。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不幸咸宁幸”，由于五七干校的岁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向阳湖从此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下面介绍向阳湖文化的挖掘与抢救。挖掘这个资源很偶然，全国都有五七干校，没有人挖掘，我们省里也有。当时我是看到咸宁县志有几行字的记录，触动了我，就开始做这个工作，那是在95年。当时我就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向阳湖有它的挖掘价值”。我当时写，“如果我们朝花夕拾，让历史告诉未来，何愁全省全国，乃至海外，没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咸宁、宣传咸宁、支持咸宁。”当时这个想法，几年以后很快变成现实。现在海内外，没有不知道向阳湖的。我们咸宁没有知名度，吃了很多亏。我们请中央电视台到我们咸宁去主持节目，就把我们说成了咸阳。当时，我把向阳湖文化归纳成四句话“无形的只是产权、没有注册的专利、不用花钱的广告、品味高雅的土特产”。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出了一批成果。95年开始，仅仅两年的时间，我就编了四本书，《向阳湖文化人采风》，这是张光年先生题字的，《向阳情节—文化名人与咸宁》，这是曹禺先生题字的。整个四本书，全部跟向阳湖有关，题字的张光年先生，设计封面的张慈中先生，责任编辑下放到咸宁，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下放到咸宁，他们对向阳湖这个品牌是一条龙服务，他们都是义务劳动，叫我一边写，他们一边出。这个封面上的竹子和松树代表文化人的品格，上面放牛，下面放鸭，代表他们当年的生活。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和回忆录。这书出来以后，一些文坛大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于此同时，我还编辑了湖北文史资料、咸宁文史资料有关向阳湖的专辑。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传，重点介绍了向阳湖文化，省作协“文学湖北”，将向阳湖文化列为鄂南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之一。《向阳湖文化人采风》还被列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书目。这个书，已经翻译成日文版了。

全国各地五七干校研究都比较少，都请我们去交流，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我都去讲学，还在国家行政学院讲过。向阳湖文化最集中的成果就体现在向阳湖文化丛书，一共有三百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的丛书。一出来以后，就获得了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为了感谢省图对我们向阳湖文化的宣传和支持，今天就带了一套精装本的，送给省图。精装本只做了几套，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套，国家图书馆一套，再一套就送给省图，我自己保留两套。这七本书，每一本都像砖头一样厚，是我一己之力，经过十六年的时间，把它编辑成书的。第一本《话说向阳湖—京城名人访谈录》，第二本《向阳湖记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分上下册，第三本《向阳湖诗草》，第四本《向阳湖文化研究》，第五本《‘城外’的向阳湖》，也分上下册，从94年一直到这套书出版，10多年的时间，每一天的日记都有真实的反映。这套书设计的非常精美，书出版以后，全国各地的媒体都进行报道，出版座谈会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当时我很受感动，有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当时是1月份，北京最冷的时候，到的部长一大排，九十岁白发苍苍的。我昨天跟省图的馆长交流，当时那个田大畏（田汉之子）先生都是自己打的过来的，我们没有车接。那个场面，真是非常受感动，新闻出版署的署长还亲自写序言。前面一排都是八十多岁的，还有好几个九十多岁的。左边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九十多岁了；罗哲文，将近九十岁；宋木文，金冲及等，田大畏他们夫妻两个都来了。

下面跟大家介绍，很不容易的，向阳湖文化得到《人民画报》的重视，他们看中了这个价值。文革时没有什么刊物的，就是《人民画报》没有停。《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它是最牛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发行。不仅跟向阳湖做了封面，里面三十多个页码，全部都是介绍向阳湖的内容，包括老照片和回忆文章。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李建说这件事本来就是国家的事情，而不是你们咸宁一个地方的事情。这个画报，很多企业家拿几百万上都不够格的，咸宁一分钱都没花，是他们找我，一个星期把它做出来了。封面照片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在香港当记者，看到这个画报激动得不得了，上《人民画报》封面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书法家李长璐，原来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我刚才为什么说“没有注册的专利，不用花钱的广告”？我们在《人民日报》做一个版面，起码要三十万，这一分钱不花，对全世界交流。这个画报出来以后，胡锦涛同志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拿的就是这一期画报。当时干校里面，各种活动都有，学习、批判、劳动，军分区慰问、文艺晚会……这些照片都有反映。照片里光着膀子的，是文物专家王世襄，顶级的专家。这是他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画家画的连环画，画得当时看电影的场面，插秧的场景。

可以说向阳湖文化是我们国家，五七干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来没有干校这一说，研究知青的很多，但是五七干校的非常少。自从我们挖掘五七干校文化以后，这已经成了一个新的亮点。我们也从原来的一个人研究，发展到现在一个团队研究。我们创办的《向阳湖文化报》，今天也发给大家了，每一期发行量是一万份，交流面是非常广的，办了十几年了，一共有12期。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会徽，一个太阳加一个帆，下面是向阳湖的水和鱼，是设计我们国家国徽的专家设计的，他们都下放在向阳湖。这个报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题的。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宣传向阳湖文化。通过纪念封是来得最快的，1999年我们发行了纪念封，咸宁的温泉从文革以后，很少有排队的现象。但是那天发行纪念封，排队排了一百多米，发行到海外也很多。臧克家先生去世以后，中国作协专门给我发个邀请，在八宝山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当时琢磨带什么？就把这个纪念封印了999套，在八宝山纪念厅里面一下子全部抢光了，他们家里非常感谢。这些人，除了周巍峙先生今年97岁还健在，身体很好，都去世了。冰心是99岁去世的，张光年是88岁去世的，臧克家是99岁去世的。

我们为了挖掘向阳湖文化，成了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短短九年时间，我们就把它升格为湖北省的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并请周巍峙先生亲自担任顾问。而且，我们同时成立了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因为我们研究向阳湖文化，随着影响越来越大，觉得一个干校不足以反映文革这段特定时间的历史，把全国的干校结合起来研究，影响力就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咸宁市委党校，把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作为教学的一个亮点、科研的一个品牌来打。现在我们咸宁没有什么能够在全国走出去的，就五七干校研究全国都比较福服气，我们也是为湖北争光。你到了北京，各地五七战士、五七干校的子弟来找我们，说找到了组织，没有人研究五七干校，你咸宁在研究，咸宁就是中心。他认你的账，我们有成果在这，这是实事求是的。我不仅在北京，我在宁夏，银川石嘴山搞干校博物馆，请我当顾问，说咸宁走在最前面。黑龙江的柳河，是第一个五七干校，他们也是向咸宁学习。因为我们咸宁有研究团队，这一点是他们没法比的，虽然他们经济实力比我们雄厚。那个国务院的五七干校，有钱啊，做得像宫殿一样。他后做的，比我们咸宁做的好，我们现在也在弥补这个。现在“国保”单位了，有经费，党委政府进一步重视，可能要做新馆。我们的会员，也出了很多作品。

还有一个研究成果，要跟大家介绍。武汉大学主动跟我们咸宁市政府签约，共同打造向阳湖文化品牌。武汉大学的校长李晓红，跟我们当时的市长任正鹤签约。而且现在，在我们咸宁的影响下，很多地方都在研究五七干校。我们不能吹牛说我们咸宁影响了他们，但是确实是这样。北大、苏大、南大、武大，都是全国知名高校，但是研究五七干校都走在我们后面。武汉大学请我去讲课，就是看重我们这个品牌。

下面给大家介绍，我们请的这些名家的题字，都是我们地方一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镇馆之宝，都是真货，我现场看他们写的，没有一件赝品。我到党校当校长以后，给周巍峙写过信，还没有上门拜访，他就把题字给我们寄过来了，这个97岁的老人非常讲感情。当时，短短几年之间，我一个人在北京，采访了几百人。到目前为止，采访了五百多人，我是挨家挨户的采访。其中九十岁以上的十多人，八十岁以上的二十多人。你像冰心先生，95岁接受采访，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对向阳湖这段经历的感情，你跟她家里约，见面都不见的。很多都是在病床上，接受我的采访。冰心是在北京医院，楼适夷是在打吊针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我回来把采访写出来，就去世了，所以叫抢救性采访。韦君宜，也是在医院里面。周巍峙跟他夫人王昆，95年接受我采访。像徐邦达，100多岁才去世。

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很多荒唐的事、有趣的事、感人的事、值得记载的事。因为太多了，我只能简要的介绍。什么叫荒唐的事呢，当时有很多顺口溜的，叫“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搞大批判”，这是违背常规的。为什么呢？他锻炼知识分子，平时天晴叫你搞批判，下大雨了正是锻炼你的时候，看你是不是真心改造思想。还有“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每人一块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他们当时工资都非常高，当年大学生高工资的只有45块，他们200、300块工资的，多的是。他们一去，把咸宁的物价整个抬高了，所有的小卖部、所有商店的罐头，都一扫而空。以后干校没办法，只有下个通知，只能每个连队，分批分批的去咸宁县城。咸宁的菜价整个都提高了，蛋都涨价了。还有顺口溜，“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他有钱不敢穿好的，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说他没有改造好，没有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没有融入咸宁干校。当时我们咸宁老乡对他们的评价是，“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都不像文化人，比当地农民还能干。有趣的事，严文井是我们湖北武昌人，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非常幽默，说感谢咸宁，在咸宁“连升三级”，先是当班长，以后当排长，以后又当连指导员。他挖苦我们咸宁，他下放的时候是中国作协的党组副书记，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著名画家许麟庐先生，说官越做越大，从鸭倌、到猪倌，再到牛倌。他说猪比鸭大，牛比猪大，“倌”越做越大。还有感人的事，这些知识分子到了咸宁那样的逆境中，还能坚守，我是很感动的。上周湖北省讲师团搞了个全省大学生夏令营，请我去讲课，我就谈了文化人逆境中的坚守，举了很多例子：沈从文、冰心、冯雪峰、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郭小川《五律一首》在我们武汉写的，“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写得非常有气势，当时江青整他，他以诗明志，不怕高压。以后在天津，又写了《秋歌》、《团泊洼的秋天》，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诗。这些知识分子在咸宁，可以说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坦荡胸怀。

再就是值得记载的大事，周总理非常关心向阳湖这些文化人，他高瞻远瞩，当时是准备把户口都转到咸宁的，就是总理考虑的长远，没有转。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问故宫怎么不开放，一问人都到咸宁去了，周总理就叫专家全部返城。考古界在欧洲办文物展览，没有人，一问又都到咸宁去了，就把人全部叫回来。当时国务院直接管这些人，周总理直接下调令，调他们回北京。周总理的秘书李琦，是1971年2月坐在火车的地板上，回到北京，尼克松就是天上来的，这是当时的故事。

第二个，我跟大家介绍，在采访这些名人当中，留下了大量的题字、题诗。这些老同志的感情非常深，题的词非常有含金量，很值得品味。冰心先生的“童体字”，像儿童写的。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用了一点心思，担心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最有名的采访起，采访了最有名的冰心、臧克家，其他人还怕你不把他列入名人的序列、不采访他，因为名人太多了。冰心一接受采访，就有一种号召里。这是萧乾先生题的“深深地怀念咸宁和向阳湖”，他和他夫人文洁若都下放到咸宁，带的两个孩子。这是臧克家的两句诗，非常有名的，很多文章都作为标题。刘辽逸先生是翻译《战争与和平》，著名的翻译家。周尔昌先生是《红楼梦》顶级的专家，谢冰岩先生是著名导演谢铁骊的哥哥，八十七岁了，非常乐观开朗，我采访他的时候，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反应真是快。我说老先生给我们咸宁题个字，他马上大笔一挥，他是《中国书法》的主编，“彼时多苦，今日咸宁”，一语三关，那个时候多苦，今天国泰民安，又把我们咸宁宣传了。周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常务副馆长，他编了一套非常有名的书《历史在这里沉思》，他这个题字有代表性，“历史在这里沉思”，历史确实在咸宁沉思。周总理非常关心周巍峙，周巍峙在干校三次梦见周总理，我采访他的时候。这篇采访文章，《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了，里面就写到“与咸宁有关同志回忆向阳湖有感，‘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所以我说我们是不用花钱的广告，咸宁没有一件事可以和周总理联系起来，周巍峙一个题字，《新华文摘》一发，都知道周总理关心向阳湖，咸宁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还有红学专家周尔昌题“红楼非梦，向阳无湖”，谁不知道《红楼梦》，这就把《红楼梦》和向阳湖联系在一起了。李琦先生的题字，是领导干部的口气，“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跟党的决议一样的定位，五七干校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否定，这是底线。王猛，文化部的老部长，他的父亲就下放到向阳湖。我采访的时候，采访了三个文化部长，都题词了，王猛先生虽然没来，但是他的父亲来过，我去采访，他非常热情的接受采访，然后给我们题字，要我们牢记文化人的足迹。他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商务印书馆搞编辑，高度近视，在向阳湖劳动非常苦的。张光年先生对向阳湖的开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看向阳湖焕出新的光彩”。牛汉先生说，“向阳湖哺育过我的诗”，他的诗集得了全国新诗奖的，题目就叫《温泉》，里面所有的诗都标明，什么时间写于向阳湖、写于温泉。所以说向阳湖哺育过他的诗千真万确，他在向阳湖写的诗上了很多大学的教材，像《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都是在咸宁写的。还有萧乾先生，有两幅题字，一个是他全家对咸宁的感情，“怀念向阳湖”，一个“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因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向阳湖很多文化名人下放到咸宁，但是各人经历不一样。很多人在咸宁确实受苦受难，但是萧乾一家，在北京天天挨斗，岳母自杀、他自己自杀，都抢救过来，一天都呆不下去了。一听说下放，高考中榜了一样的，高兴。所以他说向阳湖是避难所，到了咸宁毕竟有家庭的温暖，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毕竟没有人天天斗他们。陈原先生的题字，概括非常准确，“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他是八十五岁带着他的儿子重返向阳湖，我在天河机场接他的，他非常感动，就是了却这一桩心愿，回到北京以后一直没到咸宁，看一下咸宁的变化怎么样。陈早军先生是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是湖南人，在向阳湖放鸭子，回去以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他题这个字非常到位，“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陈早军先生跟一般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我采访他的时候非常受感动，他说知识分子凭什么只能住高楼大厦、凭什么就不能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咸宁老百姓能过的，我们凭什么不能这样啊？非常朴实的高级知识分子。“民情”了解了干校的实际，“友情”下放干校的时候官民一致，没有高低之分，都是普通的五七战士。题字太多了，我不一一介绍。

还有向阳湖文化研究这些年，写的大量的书信，有一千度封。我是一个人对几百人，所以有时候回信来不及，我曾经一天写四百多封信，你们想象不出来吧。还有人问我，你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别人都是文化名人，都是老专家，起码礼节上我不能打印，都是手写的，写的信都非常短。我采访的时候，采访到凌晨三点钟，外面排着队等我采访，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到晚上三点钟。现在有些记者说，一天采访一个名家很累，我说我当年怎么采访，我不仅采访年纪大的，我连哑巴都采访过，我那个书里面就有一篇采访哑巴的。故宫博物院有个画家是个哑巴，虽然不说话，但是他在咸宁几年，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我就非常好奇。我在他家里一上午，我给他一个纸条，“纸上谈兵”，我写个问题，他就答个问题，我们一上午一点声音都没有。在其他地方都有录音机，在这里就没用了，后来就成为一篇非常独特的文章，从来没有人采访过哑巴的。现在就是口述历史，也没有人采访哑巴的，但是我采访过。向阳湖文化人的组成，很有特点，有全家的、有兄弟姐妹的、有父子的，还有老弱病残的，有断了一条腿的。像《英语世界》的主编陈羽纶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迪威先生的翻译，但是在向阳湖断了一条腿。毛主席说老弱病残除外，其实没有除外。当年在咸宁都非常艰苦，现在则是笑谈往事，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信很多，我送给省图的书里面都收进去了。顾学颉先生也是我们湖北人，萧乾先生大家都知道，苏东海先生是故宫博物馆的专家，原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我们国家图书馆的老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后来人如果写文革的儒林史，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评价是相当高的。

他们对咸宁的感情，还有一点体现在千里来寻故地。这么多年来，每年都有文化人再到咸宁，包括我们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图书馆的一些领导，都曾经陪这些文化部的领导，到咸宁去了却一桩心愿。年纪大的，将近九十岁的，就是为了干校的情节、向阳湖情节。部长都去了很多，像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陈福今，当时是中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宋木文。他们有的是一家去，有的是把自己单位的人带着去。那个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呢？国家电影局的局长刘建中去了以后，那次我不在咸宁，一般他们都通知我去陪，叫我介绍情况的。后来他们广电局的局长跟我说，刘建中对向阳湖的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呢，恨不得向阳湖的牛屎都捧回去。因为，他是在咸宁谈恋爱，在咸宁结婚的。俞正声书记当省委书记的时候，陈福今是中央考察组的组长，他考察完了以后，省委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到向阳湖去看一下，领导点到我去介绍情况。介绍情况后，他非常满意，赵辛初支持搞的奶牛场有一个老大难的遗留问题，职工的保险都没解决，他就跟我们省里的领导写了封信，一次性给解决了。

他们这些人都有话语权的，他们签个字，现在在职的都要听他们的。向阳湖为什么评“国保”啊，其他地方想都不敢想，我们咸宁就敢想。我们不仅是国内，还有国外一些专家。我的著作，日本的学者秋野修二先生主动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已经出版发行了。还有福家道信先生，带着他的夫人来考察。德国的青年学者大牛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李洁夫妇，还有台湾、香港的学者，专门来向阳湖考察。可见它在学术上的分量，也是非常重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京城的文化名流和领导，都非常重视向阳湖文化，还上了全国两会，起码在咸宁是唯一的。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七名委员提了一次，十一届三次全国大人会议，二十多位人大代表提议了。这次向阳湖升“国保”，跟两会的呼吁也有很大关系。再就是省委的领导，省委书记李鸿忠亲自到向阳湖考察，好几个省领导，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李军民、省委宣传部部长尹汉林、副省长张通，都去了。李鸿忠书记说，“要做好文、史、农、旅的开发，向阳湖资源是咸宁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种现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当时我跟鸿忠书记介绍情况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这是李宪生省长，在向阳湖考察，在去海南上任以前，就给我们拨了980万，投入向阳湖文化开发，省政府一下拿这么多钱给我们咸宁搞文化开发，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跟我们这么多年的宣传是分不开的。我们咸宁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相当重视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现在武汉大学已经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规划，今年要建一个专门的博物馆，规模可能要超过柳河和石嘴山。都在按照李鸿忠书记说的“文、史、农、旅”，来开发。

第五，向大家介绍向阳湖文化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铭记向阳湖？其他地方没有做五七干校这个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研究？我们从向阳湖一个地方，做到全国，这个意义在哪里？邓小平同志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些经典的论述。为什么要铭记向阳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在我们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占了六分之一。这是个什么概念？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90年历史中，五七干校有两条，而且是很长的篇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做出基本总结的重要文件。它对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党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了正确的总结，定了否定的基调。五七干校是文革的组成部分，也必须否定，这是底线。有些人说五七干校办得好，文革应该怎么样，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们认为，向阳湖文化是对历史的反思文化，是对名人的纪念文化，是特色的旅游文化，在海内外都是少见的文化资源。我们总结经验，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地面对未来。研究这段历史，是为了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和人才之风，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应该认真思考、客观分析五七干校的正负面影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剖析，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再一点，我觉得向阳湖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成果的集中展示。像沈从文、郭小川、陈白尘、张光年、臧克家都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必定要进入文学史。像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大家都知道，是按照周总理的嘱托来办这个事。郭小川的“江南林区三唱”，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静远的《炼人学校》。当时杨静远先生的父母，都在武汉大学。陈白尘先生还写了《云梦断忆》，云梦不是指云梦县，指的是古云梦泽。

目前我们全国的干校研究已经起步，除了咸宁的研究成果丰硕以外，有一批专著在社会上也引起一定的影响。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收集、整理五七干校资料，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记忆，为后人研究中国当代史、政治史和文化史，提供参考。

今天来到长江讲坛，非常感谢各位对向阳湖五七干校研究的关注。我觉得研究这个，不在乎人多，向阳湖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具有地方特色、别具一格的，一道比较特俗的文化大餐。我来过多次长江讲坛，有些氛围，我也很受感染。但是我今天来，大家到场的有这么多人，我已经很满足了，非常感谢大家。我刚才跟省图的同志说，随着省图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以后我们向阳湖文化在全省、全国，影响的范围自然会越来越大，大家把这个《向阳湖文化报》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这是全国各地研究五七干校的书，有的一个地方、一个省，甚至只有一本，但是我们咸宁就有十几本，《我与五七干校》、《走进炼狱》、《中国作协在干校》，一个连队，当时中国作协是五连，是部队的编制。《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这本书是综合性的，还有《无罪流放——六十六个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告白》，这都是每个干校约两个稿子，集中起来编的。像我们咸宁这样集中的，鲤鱼洲算一个，是北京大学的五七干校，都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下放的，比咸宁更苦，是血吸虫的高发地。所以周总理听了报告以后，赶紧叫他们撤退，都回去了。当时不仅干部下放，全国的一些高校都下放了。杨叔子先生是华工的干校，也下放到我们咸宁向阳湖。咸宁有三所五七干校，一个文化部的、一个华工的，还一个我们咸宁本地的，还有一些不大有名的，像同济等一些医疗单位，也在我们咸宁下放过。《红色牛棚》、《亲历柳河》、《干校家书》，叶圣陶大家都知道，他这本《干校家书》砖头一样厚，是他跟他儿子的通信。《炼人学校》是台湾出版的，封面都是画的咸宁当时的场景。《天高云淡——装甲兵五七干校孩子们的回忆》，《童年的干校》是干校的子弟他们写的回忆文章。《干校六记》是杨绛先生写河南息县，中国社科院的五七干校，这是最早写五七干校的书，很薄的一本，六篇短文章，但是它开启了干校文化的先河，所以我说杨绛先生是我们开发干校文化的祖师婆。我们都是跟杨绛先生学的，其他的地方都是跟我们咸宁学的，包括我们文化部在丹江口还有一个点，也是我们湖北。他们丹江口五七干校，是我们咸宁五七干校的分校，有一百多位老弱病残，实在不能承受咸宁的劳动了，所以转到丹江口去了。他们在咸宁呆的不长，也出了一本回忆文章《金岗山麓的追忆》。

中共共产党九十年研究文集，我把里面都读了，很遗憾的没有一篇五七干校的，说明我们身上的担子还很重。大家都知道知情文学全国遍地开花，为什么没有干校文学，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向阳湖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所谓精神化石，那个分量就不一样了。向阳湖文化人，他的风范、他的品格、他的成就，都包括在里面。可以说，向阳湖代表着一种思想和文化符号。因此，在2011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文革史研讨会上，针对国内外的专家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的成果在国外”，中国这个现象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在会上就提出来了，五七干校的成果在湖北、在中国，这个提法在会上还比较新，也比较牛，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这个专利没有被外国人抢去。五七干校研究，任何一个地方没我咸宁成果多，我出了十几本书，这一大摞，你只有收藏的份。我这第一手资料，我一个人采访几百个人，我们这录音、录像都成套的，市委党校有中国五七干校资料收藏馆，国家图书馆、省图书馆都没有我们全。国家图书馆五七干校中心，收藏的都是我的书，我们这是填补空白的。当时那些专家，尤其是海外的专家，都非常感谢，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咸宁把五七干校研究做出来了。我当年采访的时候，北京的文化人就说“我们这些人，6000多人包括我们的子女，我们想做这个事都做不成，你李城外把它做成了，我们非常感谢你”，所以我到北京办事都是一路绿灯，到哪个单位都受欢迎。到故宫博物院，一听说我们咸宁来的，都不用买票的，都是这种感情。再不管多晚、不管什么时候接受采访，他们都非常热情，因为我们在抢救历史、保存历史。因为党校里面科研和教学结合得很紧，我们已经把这个品牌打向全国了。市委党校原来科研方面，不说走向全国，走向全省都不容易。但是我到市委党校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品牌打造，去年第一年就是全省党校系统的优秀课题，全国行政学院的合作项目，我们的科研课题实现了零的突破。上个月，国家行政学院也请我去给国家行政学院的学员，宣讲向阳湖文化，这是我们的一个突破。这一次，省图请我们来讲向阳湖文化，我们也特别感谢，因为这个平台不一样，受众不一样，那个是专业的，省图是对全社会的，社会化的东西，我们更看重这一点。

向阳湖文化是由众多的文化名人和作品构成的文化，它蕴藏着众多的精神财富，价值之高，意义之大，是全国其他干校所不及的。如果我们将向阳湖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必然会成为鄂南乃至湖北新的文化亮点。我们现在提文化中国、文化湖北，没有新的东西，就很难发展。

第四，向阳湖文化是推进鄂南快速发展的软实力，这就是鸿忠书记说的“文、史、农、旅”，推动我们的文化事业、农业开发和旅游开发。我们咸宁成立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个是发源地，第二个是人才库，第三是联络站。我们咸宁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会员，只要有五七干校的地方，都跟我有联系，我一到北京，很多干校的子弟都来找我，把他们成果跟我介绍，我还享受了一把当领导的感觉，他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来向你请教，说要怎么开发，你们咸宁做得好，应该向你们学习。但这个资料馆，我没想到国家图书馆都没这个资料。我上次到文化厅，雷厅长我们老同事说“省图应该有你的书啊”，我说没有，结果我来一看，真的没有。我今天来，把最好的一套，送给我们省图。我觉得省图是大家向往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应该要多收集。因为文学历史这方面，是属于比较专的东西，如果留心的收藏，省图的收藏应该超过我们咸宁市委党校。我们说要让五七干校的旗子插遍全国，很多地方重点的五七干校，我一个人到了十几个五七干校，宁夏的石嘴山、黑龙江的柳河、天津近海的团泊洼、江西的进贤、湖北的沙洋和襄樊，这些地方我都实地考察过，比较一下，目前为止都没有我们咸宁做得好。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成为新增“国保”，必将带动当地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也会助推全国的五七干校研究填补中国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新的空白。最后，欢迎各位到咸宁向阳湖参观考察。向阳湖一定会使你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思想受到深刻的启迪，境界得到更大的升华。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