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活动由周南文化沙龙和向阳湖文化沙龙联合主办）

2013年8月4日  咸宁

根据录音整理  部分发言未经作者审阅）

主持人饶学锋（周南文化沙龙总策划）：

向阳湖“五七”干校是一座资料保存比较完整的“五七”干校， 但是，从思想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人性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分析和十分有限。这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也回避不了的话题。有鉴于此，周南文化沙龙在咸宁市委党校的支持下组织省内外学者自费赴咸宁考察和交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与向阳湖文化沙龙一起进行一些有益的、有意义的探讨。 

安德义（儒学专家）：

我先介绍一下我眼中的李城外先生，以便大家切入今天的主题。我认识李城外先生也是在一次沙龙会上，在曾卓故居的一个狭小的办公室里，里面有一二十人。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然后他就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到咸宁来做一次讲座。我讲的是《儒家文化与干部管理修养》，会后他就给我介绍向阳湖，我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出味道来，没听出个情绪和背景来，后来他带我去他家里看，第二天又去向阳湖看，看完后我给了他六个字的评价：“了不得，了不得”，他坚守了十八年，向阳湖的名字就跟李城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昨天下午参观了整个情况，他送给我一摞书，我不敢说都读了，但他的采风我读了三分之一，还有其他的一些报道、评价及整个过程，我读完了，我佩服得不得了。尤其是他对那六千文化人的六七百人的采访，很多时候，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跑北京，跑这些文化名人，然后一个个的采访，他讲了一个细节，有时候搞完了，凌晨三四点钟，第二天接着采访。这样一种对文化的执着的精神，我觉得了不起。这是我所了解的他的整个情况。我说个冒昧的话，如果有可能，我建议在座的各位到他家里去看一下。他家的藏书，凭我的眼光判断，因为湖北的名家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年老一辈的家里的藏书，我去过，我都是知道的，最大的像周大福他们，李城外的藏书超过他们数倍，甚至是有些人的几十倍。整个藏书量，我觉得应该是湖北十佳藏书家中最多的。他坚持的功夫，让我们所有人感到佩服。

孟泽（中南大学教授）：

很高兴到咸宁来，但是说实话，我尽管高考的时候，地理分数打的挺高，但是对咸宁所知真是不多，这次来算是开了眼界了。当然是因为机缘、是因为周南文化沙龙的邀请，才有机会到咸宁来，来了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温泉之都、温泉之乡。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有很多硬的条件，比如物质的，但是缺少文化的牵引，导致这个品牌的价值没有出来。我刚想到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最有名的温泉是华清池，华清池有文化是因为杨贵妃、因为《长恨歌》，我这个不恰当的比喻是，象我们李校长就相当于咸宁的“杨贵妃”了。因为这个向阳湖，不是一个小事情，就像安老师说的了不得。不是要恭维李校长，这是事关中国文化、中国历史重要的一个重要节点，向阳湖是一个象征一样的东西，几千年都知道民族心灵和风俗，在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因为6000人的命运迫迁到这个地方，所以它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解释。如果解释中国20世纪的历史，也许这个地方是个非常恰当的切面，进入到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中国伟人的心灵史、进入到中国政治的那种秘密。所以我想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是非常感谢饶先生和李校长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来懂得和感知咸宁这个地方。我刚才这个意思当然非常明确，我希望向阳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温泉之都、山水之都最高的牵引，使它成为一个知名的，在国内一个品牌的很中心的东西。因为向阳湖，才使得咸宁变成了一个文化名城，当然它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题外话，也不题外，向饶先生和李校长表示感谢。

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学当代文学，几乎那时的教科书里面没有关于向阳湖这一块的历史，稍稍有一点讲郭小川有首诗，叫《团泊洼的秋天》，那也是干校，作家被下放之后写的一首诗。这次来了，校长送我的书，我就看到有一本很厚的书《向阳湖诗草》。当然我相信随着一些学者、批评家的阐释，能够发现或者出现这种类似《团泊洼的秋天》这样的名篇，这首诗就让人们知道团泊洼是什么地方，要一首诗就知道向阳湖在什么地方，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符号。虽然我们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是这种概念和符号对于一个地方的营销来说太重要了。那么向阳湖，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教科书几乎没有太多提到，但是我相信以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里面不能回避这个篇章，不能回避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这一代文化人在向阳湖生存的经历。

谈到向阳湖这段历史，当然离不开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整个的命运这样一个过程。还是我昨天跟姚老师在聊天，谈到中国20世纪的历史，包括跟向阳湖有关的“文革”的这段历史。我们一直认为“文革”是不能一言以蔽之的，“文革”是一个太大太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它的这种复杂性和里面所暗含的文化秘密，远远大过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包括对重大的比如说二战纳粹历史文化的一个反思。它的那种含义，它的那种辐射对人类的宽度和广度、深度，都不是这个世界上去反思纳粹的那种历史能够相比的，我觉得甚至是个更深远的背景，更意味着人类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一个含义在里面。当然我这段话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我说“文革”就是纳粹历史，首先我不是这个意思，再就是我说它跟我们切身的多。我只是觉得，我们对包括向阳湖在内的这段中国特殊历史的理解和解密，将对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有巨大的指向性和一种意义。我们如果解释不清楚“文革”，我们也很难说，我们对于未来会有一个明确的眺望。这个很简单，这就是说，就象德国如果不对纳粹历史有个彻底的反思和检讨，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新德国。这个当然不是等同于一类的意思，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类比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中华文化里面，如果对这段，包括向阳湖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流程的解读，如果不到位，我们很难指望有一个清晰的、美丽的未来。这是我觉得向阳湖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我相信我以后读这些东西多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感触。比如我们谈到，这么一批6000人到向阳湖来，谁的指示来的？当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伟大领袖一挥手，6000人就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他的用心是什么？他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我昨天和我的师姐蒋老师谈到，站在那个“五七”干校的“五七”指示下面，我们学生既要学农，也要学军训，他这种思维逻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突然想到的是，王安石当年变法的时候，有类似的一种思维，在外来的那种民族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他希望全民皆兵，所有的农民都是战士，所有的战马都放到农民家养着，一旦有战争，农民马上可以上战场，本来在犁田的马，马上可以到战场上去打仗，当年王安石变法是这样。毛泽东这个时代的选择当然又不能和王安石相比，但是他的用心到底是什么？是想虐待这批人吗？是想弄死这批人吗？还是想要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按照他的那种理想，来打造一个全新的，所有的人的世界？既是战士又是将军、又是文人、又是农民，我上能登天下能入地，这样一个全能战士，为了人类的这样一种设计吗？他的用心到底是什么？他的这种思维逻辑从何而来？仅仅是中国文化特定的一种对他的一个暗示？还是他有一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跟西方文化相接的乌托邦思维等等？这是一个我想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这一批文化人到向阳湖来，我相信很多人内心最初是有抵触的、有抗拒的，包括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这个事情。比如我原来有个北京大学的老师，我和他聊天，他就不能原谅毛泽东。后来我跟他当年在北大同事的一个社科院老教授聊天才发现，有个很重要的节点，他当年也是下放到江西的北大教师，带着一批学生去抢险还是干什么，一个大卡车装着的。他当年是一个青年教师，大卡车全翻了，死了很多学生，当年他站在车边上被抛出去了，留下一条命，他这种经历决定他这一辈子真是不能原谅。他是湖南老乡，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们那个老乡啊”，他就不能原谅。我想6000人在向阳湖的知识分子里面，肯定有一部分人那种抗拒是很强的。但是我也相信，特别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里面不仅有些人会抵触，更多的人有一种心灵的共振，和毛泽东产生心灵的共振。所以从这些诗词里面可以看到一种欢乐之旅的那种东西，你会觉得很怪异，会吗？这个时候，我们从教科书里面得到文革是一种极端的事件、一个不能忍受的事件的结论之后，反而看到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但是白纸黑字，我相信有这样的事情，相信有这样当年内心有一种快乐之旅的感觉；或者从一种原来纠结的思想、摆脱不了的黑暗里面，突然找到一个用体力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光明的幸福感里面来了。我相信知识分子里面，同时有抗拒，但是也有产生心灵共振。那么我更好奇的不在于前面的抗拒，抵触命运被别人摆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但是能够把那个摆布你的命运的人，最终你又和他的心灵走到一起，那样一种呼应，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要命的——这个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命运更加有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不仅毛泽东的用心和思维值得我们去研读的、去解读的，这批知识分子本身那种心灵的反映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我们不能解释他内心可能具有的这几年生活里面的快乐，我和姚老师说这些人后面都活到七八九十岁，100岁的都有，证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体力劳动，对于他们身心的健康没有带来损伤，这个当然有点开玩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师姐说当年她一天可以插四分田，我是农村出身的，我知道一个人一天插四分田是什么概念？我小时候被赶着去插田，老是望不到岸啊。因为插田是倒着插吗，你回头看，怎么还没到。所以那个劳动，我相信不是快乐的事情，但是居然带来一些幸福，我相信这个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向阳湖的这一段历史，隐含了中国文化、中国人民族心灵的一些重要的秘密，值得我们去解读。

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平台，正好给海内外最优秀的学人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基础。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对这件事做一些评价，而是还原当年向阳湖历史的正确背景。昨天跟姚老师也说到这个事情，中国两千年有《廿四史》，有漫长的历史，但是说得不客气一点、偏执一点，中国没有历史。这个当然不是说中国人不好，它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世界观问题。我们没有一种西方式的求真的、面向科学的历史背景，我们的真善美是一体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我昨天跟姚先生说，如果真善美是一体的你就不可能求真，因为善和美它是会超越这个真的，它压迫这个真。所以我昨天跟姚先生说，中国古代汉语这个“真”字，最初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真理、科学这个真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含义。《说文解字》诸位去看，“真”就是一个道教的概念，包括讲真气，它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尸体冒出的一股烟，就是“三打白骨精”里面那个妖精又跑了，灵魂升天了。所以中国古代最初那个“真”就是假，是更高意义上的那个假，就是我已经成“真”啦，成“真”啦就是成“仙”啦。中国古代的历史不是以求真为最高追求，所以讲《二十四史》，不是以求真为最高追求，他是以道德、善和美来统率这个“真”的，一旦以道德、美来统率这个“真”，那“真”绝对会变成“假”，当然这个“假”得打个引号，不见得就是我们完全意义上讲的那个“假”。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包括李校长和在他周围的这一批朋友的身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件，中国现在反思中国当代史，我不说有忌讳，但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恰好机缘凑巧，居然给我们向阳湖一个全国历史文化的符号。大家知道现在找到一个中国当代史的全国文物基地，是很难的。包括我的老家曾国藩批一个全国文物基地，难得要死的。曾国藩作为中国历史、近代史很难回避，历史与当代的关联，很难获得国家的认同。向阳湖在李校长的努力下，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阵地。那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将来，我、安老师、蒋老师，如果有能力，或者有机会也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首先还原向阳湖这群人的生活历史，我们先不去做评价，就去还原它到底是怎么一种心情？怎么一种日常生活？怎么一种背景、历史、渊源？等等。

蒋方（湖北大学教授）：

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其实是有一点周折的。本来很高兴能够来，也计划好了昨天上午听李校长的讲座，然后就可以跟着车一块儿来。但是我父母另外有安排，两位90多岁的老人。所以我已经告诉饶老师我不来了，我放弃了，因为90岁的老人在一天是我一天的福气。饶老师说一定得来，所以我今天多少有点奉命的意思。因此昨天李校长的讲座也没听，确实也比较匆忙。昨天来了，我很意外地见到了孟泽。我想，这应该是我此行除了了解向阳湖之外的一大收获，因为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

刚才听了孟泽的发言，说老实话，我非常赞同。我要讲的意思，都已经在他高屋建瓴的宏观概括之中了。既然他已经从这样的一个高度讲出来了，那我讲一点细节上的问题，因为确实和我们父母有关系。

李校长你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刚才孟泽已经讲得很好很清楚了。确实，我们不慌着做评价。你确实要有一个平台，要有一个复原。而这个平台和复原，非常重要的，我想是一个根本的核心的问题，那就是真实。昨天姚老师讲的一句话，其实是大家最近一直在谈的所谓“三千年大变局”。中国这种几千年的大变局，王国维曾经讲过一次——“夏商之际的革命”。那个时候大的变局，是周公制礼作乐，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乃至于政治制度消除之后，留下来的文化影响，是非常之深远的。那么，我们从近代史开始来看又一次的历史文化之大变局的话，我想，不可否认的，是要从那个“制礼作乐”走向“君主专制”再到“宪政民主”。我想这个问题不可回避。

在这个情况之下，来看向阳湖。刚才孟泽也谈到，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可以说从夏商以来，中国一直是重视历史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甚至把它叫做“史观文化”。实际上，我们有着最系统的史书的存在，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真的历史。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年来，这是我们谈在上一个大变局之后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当代的情况，这个东西依然在延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什么什么解密。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教科书上带给我们的东西，今天都有一大半正在颠覆和被颠覆之中。所以我真的觉得向阳湖这个历史遗址，首先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首先它是一个历史遗址，这个历史遗址能够保存下来，其实我觉得应当是李校长的发掘。

他们从1974年全部走开之后，这个地方应该是荒芜了，没有人再去关注它了。然后这个东西发掘出来了，在当代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东西。你现在正好有一个机缘凑巧，因为有这么的多的文化名人，当时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但是从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意思来讲，我特别希望在这个名称之下，首先要突出的是它的历史意义，而不是名人的意义。我希望它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展示，当然历史本来就离不开人。而这段历史之所以能够有这个机缘，从浮尘已经遮蔽的、甚至已经被泥土掩埋的地下重见天日，而且光芒能够熠熠地反射的话，其实是因为它首先是历史。然后是因为这些名人在这里。但是意义不在于名人，意义一定是在于揭示历史。这是刚才孟泽讲的很透彻的，我也补充一点我的想法。也就是说，我昨天去看这个纪念馆的时候，坦率地讲，我心里面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想法。虽然展出了这么些图片，让我们多少可以瞥见一点，那个时候的群众运动的场面、群众劳动的场面，但是历史的意义，我觉得还是没有把它放到第一位来。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说，这些人成就了这段历史。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以前把他们叫做“知识分子”，今天我们可能更愿意简单地称他们为“知识人”。因为讲“分子”似乎是群体中的某一个个体。如果我们称他们为“知识人”的话，他们确实都是一些以知识和艺术创作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的，这样一群人物。昨天晚上我读《向阳湖诗草》，一翻开就是沈从文的诗，20首。我一边读一边想，天哪，这是写过翠翠、谢过《边城》的人所写的诗吗？这哪里是诗啊，这几乎就是口号啊。孟泽刚才讲的共振，我想他们当时的这些东西，你现在很难简单地去判别它是真实还是伪装。

我讲一个我母亲的例子。我母亲可能不在你们这里，她在赵李桥。“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她是湖北省第一所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作为一号走资派她被关押了起来，大概被关了两年多。大概是到69年底或者70年以后，她下到“五七”干校。我母亲至今回忆“五七”干校，她都觉得非常温馨。对她来讲，那是一种新生。依我们平常对“文革”的这种看法，我们自己也从“文革”走过来，也会想很多的事情。我开始我很奇怪，为什么她会觉得到“五七”干校来会是一种新生？至今到90多岁回忆起来，她还觉得很温馨？

我开始不理解，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我开始明白：第一，当她被单独关押的时候，她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当她能来到“五七”干校的时候，她变成了“可以改造的走资派”。她的身份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这对她来讲，无疑她是觉得有一种庆幸在里面，甚至是传统的中国士人的“感激”在里面。还有，当她在单独关押的时候，她几乎是一个人在一个小囚房里面，只有一个小窗户加一扇门，是关在里面不能够出来的。我想那种孤独、那种寂寞、那种痛苦、那种侮辱，我知道的，因为当时招工不招我，就是因为我母亲曾经自杀未遂。但是当她来到五七干校的时候，她是来到了像我们当时知青所叫的那样，是“广阔天地”。她可以劳动，她可以和群众在一起。无论她有多少个痛苦，她至少还有不一定是所有人，但至少还是有一些人的同情和慰藉，她不必再一个人，像她自己曾经跟我讲过的，她一个人默默地唱着“明月几时有”。她到“五七”干校的时候，她同样还是走资派，她还会被批斗。但是这种批斗进入了武汉市中教系统的批斗，她就不是一个人在学校里面挨批斗，她同时有几个人拉上去挨批斗，或者是轮流的批斗。对她来讲，她就有一点共同温暖的体温的存在。所以她至今回忆起来，“五七”干校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回忆。

所以，当我分析这些问题之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是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问题在“文革”上面表现得非常充分。就是说，他们有一种身份的认定。有一副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记得在改革开放初的时候非常流行，大家纷纷传诵。这个对联你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它讲的是对一个人的才华、成绩的评价问题。但是归到深处来讲，实际上是人内心里面对自我的确定、确立，就是我到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人不管怎么讲，人是需要得到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的承认的。没有这个承认，我们的意义是无法支撑起来的。

所以我从母亲的这个事情上，我就想到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你说在向阳湖里面，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本来我们传统里面就有尊老扶弱的传统。但是你只要进入知识分子这个行列，你来到“五七”干校，我昨天特别留意了一下，其实好多人，比如冰心已经超过70岁了，而像萧乾这些人都是60岁以上的，50岁以上的几乎是多数人，本来应该是被尊老的对象，结果就是你只要是个知识分子，你就不在尊老扶弱之列。那你说，我是谁？本来我们有很好的传统，叫做尊重人才，没有哪个朝代会说自己不爱才。但是你是知识分子，你就不在“重才”这个行列里面。其实我想他们这些人，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冰心，解放之后他们最终能够进入文化部这些部级单位里面，其实就是在承认他们的才华和做出来的成绩。但是当“文革”的时候进入“五七”干校，没有人承认他的才华，她是需要在这里进行劳动的。我昨天看到这个绿原的诗，真的很让人心里面震撼。一个以写诗为生的人，他说自己“你还把诗看得那么神圣？认为诗人就那么高超？错了，现实更复杂、更严峻、更重要。他们只爱打砸抢、黑材料、大字报，谁还欣赏灵感、想象和辞藻？你的诗一文不值，经不起推敲。”他想说《某君最后的愿望》其实就是写，“我哪怕最终不敢找马车夫，合法驾一乘烟尘滚滚的狂飙，将这永不安宁的灵魂送到远古和未来，让它永远脱离这走投无路的世纪末梢”。我觉得他们本来是老人，本来是很有才华的人，结果在这个地方，他们找不到自我了。

还有，我们历来是尊重知识的，旧道德里面讲“爱惜字纸”，写了字的纸都是神圣的。但是这些人，一旦你成为知识分子，你送到了“五七”干校，你就不在受尊重的知识之列。你所有的知识，那个时候叫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你就是要来劳动，你就是要用劳动来改造你的脾性。应当说，向阳湖就是，在这里知识分子寻找自己的心灵之所，寻找自己的自我确立，但是，这里是他们的牢狱，我觉得这里是他们的牢狱。你看那个沈从文的诗里面，我读前面我真是感觉奇怪，为什么写《边城》的人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但是你读到后面他的两首古体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他两次举到了鬻熊这个例子。鬻熊去见周文王，一个垂垂老矣将近90岁的人，文王说我要争天下，你来干什么？鬻熊的回答是，我不能够持枪上阵，但是如果谈治国方略的话，那我和小伙子是一样的。沈从文在这里讲什么？他是说鬻熊这个事情是“捕虎逐鹿臣老矣，坐策国事实吾知”。他是讲自己自作多情，你用不着这样了。后面就讲得更直接了，讲到古今的差异。

所以刚才我们讲“五七”干校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对于知识分子来讲，这个历史一定不要再重演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文革”，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前天来的时候，我读到过一篇讲话，正在讲如何去评价“文革”。其中就有“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希望能够让党员、让干部去联系群众”。昨天我和孟泽去发那个感慨，“五七”指示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意思就是“联系群众”。但是至少，对于这一群知识分子来讲，“联系群众”这一条是无法把他们概括进来的。而如果我们要追溯得远一点，我想中国历史上帝王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尊重和蹂躏。蹂躏的不是别的，是你的自尊和你的自由，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那么向阳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遗留，这是向阳湖遗址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有的读史，并不是直接来批评当代。我觉得应当是给我们一种在当下的启示，我们更好地去建设我们前面的路程，更好地去建设我们的前景。我觉得这才是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编写都变成了一种对自己的维护、解释、辩护，或者说，把一个历史的意义缩小到一种个人乃至于地方当下的需要上，那我就比较愧对。

刚才安老师讲李校长做这个工作是18年了，我觉得这个18年的坚持，其实就像我们在《向阳湖诗草》里面读到的许多文人，他展现出来的那种复杂的情绪里面，有一点。我读王世襄的诗，我觉得特别好玩，20首，几乎都写得像那个范成大的《田园杂咏》，非常轻松。但是最后有一句“咸宁虽好却愁予”，（就是王粲的“此地虽好非我乡”）只有这一句，我想应该是他的心声。安老师说不讲意义，其实意义我们是回避不了的，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无可回避的，而且我特别希望它真的能作为一个历史的遗迹，保存下来。它的历史的意义，然后是文化的意义，然后还有关于人生的意义。因为你读到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你是这样的无奈。我们今天来读，心里都是很痛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向阳湖的工作能够继续下去，而且我特别能够体会到，至今为止，可能是第一个以当代史，其实就是文革史的真实的展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珍惜。我希望向阳湖的事业，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份事业，这份事业前面已经走了18年，后面可能还有无穷的路。不仅仅是李校长走，在座的诸位在走，我看到还有年轻的后生们参与了进来，后生可畏。我觉得这里意义，历史、文化，乃至于个体人生，确实是发掘不尽的宝藏。我衷心地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

姚国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饶先生说要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倾向，左和右，我听了孟泽老师讲的以后，我发现我们俩思路比较一致，我就比较担心到时候我们俩说话是一样的，我没话说了。蒋方老师前面讲的，我感觉到更严重了，三个人都共鸣。但在蒋老师讲的后面，我发现我找到了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谈谈。

我首先讲这个博物馆，我们知道20多年来，中国文化人一直有一个心病，巴金想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可是20多年来一直建不成，但是向阳湖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文革博物馆，或者说是文革博物馆的一个方面。别人都做不了，不能做，可是你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做，所以它的意义在全国太大了，这个平台很了不起，全国文化人都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而你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这个意义就非常伟大。我讲意义就到此为止。

下面我想讲一个词，很多人都提到向阳湖的时候，提到一个词“炼狱”。“炼狱”这个词显然是来自于基督教，但是“炼狱”在基督教中的意思我没有研究，我要研究一下“炼狱”这个词的本义是什么？我现在主观地拿出一套我自己的理解。我们今天30多年来，或者说100多年以来，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理解，更多地是强调我们要解放，要解放思想、要摆脱、要自由，这是我们主流的话语。现代化就是追求自由、现代化就是要解放思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说要解放思想，步子再迈大一点。但是解放思想，变成我们民间的、大家的、所有人的理解，就是胆子大、就是想干啥就干啥，要去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但是，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甚至相反。相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宋明理学朱熹有句话“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臭名昭著。消灭人的欲望，这跟我们今天一百年来的解放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批判传统文化的话，就拿朱熹这句最反动的话。但是我们再去看西方文明， 我们发现，西方文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基督教就是灭绝人性的一种宗教，是反人性的、反人欲的。基督教中一开始亚当、夏娃生活在伊甸园里面，自由自在，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上帝却规定有一个果子不能吃，可是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说那种果子能吃、好吃，吃了以后会有好的结果。这里面谁错了呢？上帝肯定是造谣、上帝肯定是错的，蛇是对的、魔鬼是对的，它让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果然好吃，而且有了一个正面的结果——让人有了智慧。可是上帝却不高兴，然后把人逐出伊甸园，让人类世世代代受苦受难，而且把人定位为有罪的人。不仅亚当、夏娃有罪，而且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罪。基督教的主调，就是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人一出生就有罪，所以人一辈子就是要赎罪，这就有了炼狱。炼狱是什么？人有罪，要把罪去掉，这才有炼狱这个概念，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在根本上是反人性的、反人欲的，是禁欲主义，它的“存天理，灭人欲”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基督教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基督教“存天理，灭人欲”的这么一个宗教，今天演变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种文明。从基督教中间诞生了现代文明，导致全世界被它统治，今天毫无疑问，在全世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就叫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我们刚才讲到葡萄酒和茅台的区别，本来葡萄酒价格本来应该只有茅台价格的十分之一的，但是现在葡萄酒价格大好多倍，这个原因就是基督教。

所以，“炼狱”不一定是坏东西，可能是个好东西。当然这个话我说的简单了。我要佐证我这个话的一个小细节，就是我来向阳湖之前读了臧克家先生为一本书写的一个前言，背后提了一句话：他没来向阳湖之前，什么病都有，亚健康状态、精神衰弱、失眠，总之身体就是不舒服，今天我周围好多老朋友、著名的教授都有这种病。臧克家有这个病，但是一来向阳湖，没了。到这里，一倒地就呼呼大睡。想想人身体上有这么大的病痛，不是身体上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疾病，而且非常普遍，臧克家就有，可是到向阳湖后病马上就没有了，至少从这个意义上向阳湖是非常积极的。想想看能够解决那么多大知识分子的心理疾病，那就是积极的。所以回去后我要鼓动我那些有这种疾病的人到向阳湖来，生活那么一年，把这个疾病解决了，对他的人生产生多大的正面价值呀。所以“炼狱”的一层意义，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蒋方教授说他们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被来的”，那我再谈一下“被来的”这个概念。“文革”到底是知识分子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我们今天谈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被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是被迫害。但事实上，迫害者到底是谁？我们今天谈“文革”时，我们经常找不到迫害者，一定要找迫害者的话，那就是林彪、“四人帮”。但我们心照不宣都知道的问题是，“四人帮”、林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迫害这么多人吗？我这个语气有点替毛泽东辩护的意思啊，但我自己本人是不愿意替他辩护的，这一点上我不是左派。我希望是我们今天超越左和右，不要老拽在左派和右派这个里面。其实左派和右派，本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意义上，不是今天中国人这个意思。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纠缠在左和右之间。而且我们过去是认为“宁左勿右”，今天我们又相反。左变成了一个很负面的概念。我今天，当然这个话题依然难解，我建议大家要超脱左和右这两个概念。

那我要把这个话题引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中国知识分子啊，其实刚刚蒋方老师讲到，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用在这批人身上，恰不恰当？是有点不恰当。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啊，在中国，其实是传统的文人。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文革”的知识分子，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不是一码事。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西方知识分子的很多特征，西方知识分子是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他们之间，内部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关系。而中国的文人，是孤立的个人。为什么是孤立的个人？因为中国文人，他相互之间不构成。比如说构成一个机构，构成一个学术传承的关系。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没有西方学术共同体意义上面的大学。每一个文人都是自己读书，然后自己去考科举。考科举的时候，我和你考科举，我上去了你就可能没上。所以文人之间就相互竞争、排挤，文人相轻几乎是中国文人共同的毛病。文人之间，不构成协作关系，文人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这样就导致中国文人不构成一个共同体。所以中国的文人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也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意义。

现代文明中间，我的一个研究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我过去的一套书，叫《文化立国，大学重建》。大学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过程中间，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中国的过去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他是属于附属意义上的，他不是核心意义的。中国文人跟整个文明的关系，就是毛泽东那个形象的比喻，是“皮和毛的关系”。文人对社会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谈到“作为中国主体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甚至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点都不妨碍他是一个种田的能手、养牛的能手、养猪的能手，一点也不妨碍他的生产力发挥”。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就不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生产，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起决定意义。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的。

那么这就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了，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是没办法过渡到现代文明的。毛泽东所面对的多数知识分子，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要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和飞跃。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心灵结构中间，我们的知识结构中间，尤其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对现代文明，包括我在内，是相当陌生的。真正的现代文明是相当陌生的。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是真的需要全面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是哪一个人想改造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除了我刚才讲的“文人相轻”，源自于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一个客观的、普遍的、实证的尺度。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客观的思维。刚刚孟泽老师讲到，中国知识分子不求真，这是对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求真的意识。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家，他不能叫现代意义的历史学家，他只能叫道德学家，他没有实证精神。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概念虽然有两千多年，但是历来的实事求是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实事求是就是本本主义，就是遵循历史古籍所说的话——格物致知，这个词也有两千多年。但是它从来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格物致知。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走进现代的，必须要经过改造。当然，毛泽东“五七”道路的改造，是不是能够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改造成为现代知识分子？那当然是有缺陷的。

这个问题太复杂。我们今天对“文革”早就有定论，“文革”是必须全面否定的。但是今天，却有不同的声音。当然有的人认为“文革”，应是左派的观点，肯定“文革”。还有人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所谓“人民文革”，什么叫“人民文革”？就是“四人帮”搞他的“文革”，林彪搞他的“文革”。而普通人在底下，他有他理解意义上的“文革”。绝大多数老百姓积极参与的那个“文革”，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没有研究。我们今天的研究，大量的出版物都是指的一个自上而下，那种思维看的“文革”。而另外人意义上的“文革”，我们今天被埋没掉了。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访问了许许多多在“文革”中间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那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那一批人。那一批人，他们有他们理解的“文革”。而他们的“文革”，我们今天是非常陌生的，甚至非常惊讶的。那个“文革”，也应该有权利浮向水面，让他们的声音得到发表。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文革”，不要用价值的、意识形态的这种眼光，去给它做结论。更重要的是，要回到向阳湖，这一点我非常同意蒋方和孟泽两位教授的立场，我们不要去评价历史。中国的评价历史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评价，一定是意味着主观去评价一个客观。而主观评论客观，每一个人的主观不一样，那个评价的结论不一样。我们不要评价，真正的历史是不评价的，是把历史的真相呈现、显现给大家。我们不要评价历史，我们要真实的还原历史。

安德义（儒学专家）：

昨天想着在这个会上是应付性的讨论，我就没有谈一些思索、或者是深度的话题。我刚才听孟泽老师、蒋方老师和姚国华老师，他们谈这个话题很深入，而且思考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有些想法不把它说不来，好像效果不太好。我想说两点看法，第一点我对文革的看法。姚国华老师的学问了得，他的口才了得，大家刚才听了也有感受的。包括孟泽老师和蒋方老师，他们说的都是很深入的。关于“文革”我是这样看的，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后面如果我计划工作时间外的，还有一个十年时间，我可能就会想做这样一个工作：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关于“五七”，关于知识分子。我这个话可能说的，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可能就很反感。历朝历代为什么对我们知识分子，我把自己也列为知识分子，一边又爱一边又恨。爱的时候是爱什么，恨的时候是恨什么？不管哪个朝代，刚才蒋方老师说的，一边爱惜人才，一边蹂躏人才，我这话就说的很沉重，我也是希望大家引起一种思索。我曾经准备写过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丑陋的知识分子，或者丑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在座的各位。知识分子读了哪一门东西就认为自己这门东西是最好的，研究哪一门东西，哪门东西一定是强的。比如说我研究《论语》，那《论语》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研究道家，那么道家就是独一无二的，我研究圣经，圣经是独一无二的，真主是唯一的，上帝是唯一的……他就会研究哪一方他爱好，而爱好的时候他就会以偏概全，然后就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任何事情可以不顾一切的。知识分子最喜欢犯的毛病，就是无所不知。所谓的无所不知，实际上知是有限的。那么他对任何事情，就敢评价，评议，妄评，这是知识分子的毛病。我说这个话也是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多一些冷静多一些思索，多一些合理的建议。比如说偏激，把偏激当学问，把极端当才华，这个知识分子这些，我觉得都不好。

这就涉及到“五七”干校，毛泽东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可以深度的思索。我们思索的时候不要从对和错、是与非的角度上来判断。刚才姚老师也讲了亚当夏娃，他们在吃了禁果之后能够分别是非、善恶和对错，而且还知道遮羞。为什么说上帝把它定为有罪？知道是非、善恶和对错，我们人类完成的教育就是制恶扬善，就是把恶的东西遏制住，把善的东西扬出来，而且我们教育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达到的效果就是明辨是非，明辨善恶。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能明辨善恶能明辨是非，为什么相反的把人类带入罪恶的深渊，从此人是有原罪的。明辨事物是非还不对吗？人类学习的目的就是明辨是非善恶，为什么人类能够明辨是非善恶，而把人类带入罪恶的深渊？这里面就是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不惑。什么叫惑？惑就是我们常常在分辨是非或判断事物的时候，常常知识分子犯的错误，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犯的错误，所有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人性共同的错误，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对错。所以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不轻易去，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轻易去发表，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对错的观点，一定要比较客观和冷静。当然我这个话，好像曾经有人讽刺过我，说我是小嘴巴说大话。但是我真还是喜欢小嘴巴说一下大话，在这样一个文化反思的过程中间，我们同时也反思我们知识分子个人身上，在人类前进过程中间我们的不足。那么我们这个群体就可能得到真正的进步。

在“文革”和对知识分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知识分子也是需要做反思的。包括我们在谈任何话题，我们谈得慷慨其义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它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客观。所以学会站到对方的角度和天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这个思考问题才可能是完整的。

我不是说我表扬自己，我研究儒学，我从来就不说儒学如何如何了不起。相反，道教、基督教、圣经，我都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化。自己研究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最好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情结，不是应该有的思维。但是把它拿出来讲的时候就注意，包括孔子一辈子从来不攻击其他的学派。他说的最多的批评的话，就是对他的学生。说的我们理解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说的那个“攻乎异端”，是放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的这个背景下说的，攻乎异端就是不要偏激。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做的反思，也是研究“五七”文化研究向阳湖文化的思路之一。

卢曰才（咸宁市委党校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副主任）:

其实我今天更愿意多听一点，学习这么多大家学者的意见，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刚才饶主任说，向阳湖的研究更多的在史料的发掘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做得还不够。我们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向阳湖的史料进一步的利用分析研究，是将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从这个考虑出发，我们去年开始突出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党校与五七干校”。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呢，我们党校和“五七”干校刚好有一些历史的纠葛和渊源，所以做了些研究。

那么，从我们的研究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五七”干校和党校是有一些联系的，这种联系，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外在联系。

以下是我认为的历史教训与启思。

1、理想要符合实际。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一个思想、一种想法，即使是很好的思想、很好的想法，如果脱离实际、过于理想化，是注定会在实践中碰壁的；一件事情、一种做法，即使是好的事情、好的做法，如果被滥用、被极端化，是会走向反面的。“五七”干校的发展史再一次证明了上述规律。如果说柳河“五七”干校在当时的形势下还算得上是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好的做法，既收到了干部的欢迎，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既安置了干部，又锻炼和改造了干部，那么，当“五七”干校以运动形式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时候，结果就与最初的考虑和设想大相径庭了。有许多问题是很明显的：第一，当思想问题被寄希望于用体力劳动的方式从外部强制解决的时候，理论的虚幻就撞到坚硬的地基上了；第二，当一大批单位的业务骨干都被送进农场并长期滞留农场的时候，社会专业化分工的规律就被严重地违背了；第三，当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被送进农场作为长期改造对象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就不能不大大倒退了；第四，当一大批老弱病残和妇孺也被送进农场的时候，人性和人的尊严就被严重地践踏了；第五，当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在事实上成为专政对象的时候，中国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就必然要被彻底打乱了。就这样，一个伟人的空想、一帮阴谋家的操弄、一群盲从者和无奈者的追随，共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不幸。

2、历史是个多面体。历史是一个多面体，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认识。“五七”干校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它，人们也能够从中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看到它温情的一面。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心，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如果高高在上，与人民群众脱节，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然无视，必然难有大的作为。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确有助于加深对人民群众的了解，加深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劳动的汗水能够有力地冲刷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就说过：“极‘左’路线惩罚知识分子无疑是错误的，而辩证地看，身处逆境，我们也学会了观察生活，承受压力，这对今后的成长不无益处。我个人体会，住到农村才真正谈得上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又说：“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与友情。”

3、历史研究需要大视野。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单位的命运、一项事业的命运往往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运决定校运。“五七”干校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也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当代史的产物；党校的命运也是由国家的命运决定的，是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影。在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的第一要务，把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作为反修防修、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的宏观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连许多党政机关都要被打碎砸烂的大环境下，党校被“五七”干校所取代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而当理论的虚幻被现实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正常的秩序必然要恢复，正常的事物必然要成长，那些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总会顽强地重生。从被“五七”干校否定，到否定“五七”干校，既是党校的宿命，也是“五七”干校的宿命，或者说，是历史规律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力量。

4、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即使是历史上重大的不幸和失败，往往也可能成为成功的阶梯和前进的借鉴。“五七”干校已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历史的疑问还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久久不愿散去。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那些问题，如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在今天其实还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五七”干校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形式，那么什么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形式？历史的疑问还依然是历史性的，“五七”干校当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党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的形式吗？今天的党校人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就此做出肯定的回答。尽管党校被赋予了党性锻炼的熔炉这一庄严的使命，但是这一使命显然还是当前的党校的难以承受之重。从一定意义上说，党校并不是党性锻炼的唯一熔炉，党性锻炼不能仅仅依靠党校这个熔炉。回望人类历史，放眼整个世界，能够使党性真正得到锤炼的，唯有社会这个最大的熔炉、唯有人民群众这个最大的熔炉。只有把我们党的每一个成员都实实在在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切切实实地实行人民民主；只有我们不仅这样说，而且真正地这样去做，并且通过制度、通过信念把民主的基因深深地烙印在这个社会之中，我们才能给历史的疑问一个圆满的答案。

韩志（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我是向阳湖本地人，在李会长研究向阳湖文化之初，我就跟他有联系。当时，我就在向阳湖派出所。我当时也想研究这个，但是没有条件。后来我享受了李会长研究的成果，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爱好，写了一些东西。最终形成一本诗集：《诗意向阳湖》。当时有人反对我这个诗集的名称，向阳湖就是“五七”干校，一般都是苦难的，你怎么发现了诗意呢？我回答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诗意。有苦难也有阳光的一面，任何地方也可以发现诗意。

我写这个诗集，也是在李会长鼓励和鞭笞之下，当时，我想把它作为我研究向阳湖的一篇毕业论文来写。年轻人研究的时间很长，有十几年，集中写这本书就是一年时间。我在看了李会长所有的资料和查阅了其他大量的资料之上，形成了自己的框架。现在想来，这本书只能反映我当时研究的水平和认识。里面的东西现在看来，自己也不满意。因为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以上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书。我对向阳湖和“五七”干校的看法、我的观点，在我的诗里面，写人写事，不同侧面基本上反映了。

我来谈下我所认识的文革和五七干校。通过研究向阳湖，我也拓展的研究了一些干校的其他，当时我恨疑惑，既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论“文革”和“五七”干校，持否定态度，这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毛泽东一个人做主？政治局还有那么多人，怎么当时没反对?还很拥护。而且这些人当时全部都是心甘情愿的。其他的不说，向阳湖“五七”干校，我看到一些人的表现，他所处的地位、处境不同，认识不同。但是很多人都是比较麻木的。这个事情，我自己考虑的话，文革和“五七”干校还不能千篇一律的否定，里面还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文革就不说了，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五七”干校，缩小到文化部的向阳湖“五七”干校，积极意义也是有的。 当时的一些老人，姚教授也说到了，在北京身体怎么不好，到了向阳湖以后，这里山清水秀、百姓淳朴，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感动，他们回忆文章，确实从内心对我们向阳湖留下的都是很美好的一面。这也让我疑惑。不是说干校是炼狱，他们怎么不论吃苦的还是没吃苦的，对干校的回忆都是美好的？从哲学层面来认知，任何事情好像都还是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对的和错的，在历史上，也不是一锤定音的。就是儒学，历史上也出现了尊孔、反孔，不断地反复的认识的。到底是对是错，对于我们今后继续研究向阳湖应该有所启示。

我们前一阶段的工作，可以定义为对向阳湖研究资料的收集和保护。下一阶段，我们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特定社会的运动，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其运动的开展，在当时必然有其合理因素。我们现在也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不断的发展的。每一个当政者的认识的出发点我想都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操作来，是不是就有些偏左、偏右了？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知识分子的认识应该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任何时代的革命都是由知识分子引发、由广大群众百姓拥护而成功的。刚才蒋老师提到的知识分子沈从文怎么会写出那样的诗呢？我觉得知识分子都是有两个我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一个是本我。两种表现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为了表现当时，他写一些歌颂劳动的诗；为了表现自我，他也偷偷的写一些当时不能拿出来的诗。

李江华（咸宁市委党校科研处主任、副教授）:

今天很高兴参加我们这次研讨会。尤其是听到各位老师的高论以后，觉得受益匪浅。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次名为向阳湖的文化启思研讨会，实际上是群英会。那么在此我谈下自己的粗鄙感受。

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党校老师，而且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在李校长来之前，我对向阳湖文化了解不多，他来之后，我比较认真的读了他的《向阳湖文化丛书》，深受感动。因为从李校长的专论和散文中，从他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用心良苦，以及他的境界之深邃。我对他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一种文化人的坚持和坚守。这既是一种文化人的品格，也是文化的品格。我记得余秋雨先生到咸宁来讲学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么一句话：“把历史的记忆写下来，就是一种文化。”李校长坚持了18年，就是对向阳湖的致敬。

今天，我又有幸读到了韩志的诗集，我对这方面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让我渐渐的感觉到，向阳湖的湖水是浓缩了文化的乳汁的，因为那里汇聚过我们当代文化曾经的精髓与心血在里面，也滋养了我们中国文化郁郁苍苍的昨天，那是文化人落下的一滴滴泪水。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向阳湖文化无非是一种伤痕文化。当时我不能苟同。现在看，它除了承受文化人牛毛一般沉重的叹息以外，还有中国斯文人已经感受到的形体的尴尬。如果要对这个进行正面的评述，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可以说，当时那些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是逃离了刀光剑影之下全体覆灭式的可能的，因为在这里，他们开辟了一个放飞自己心灵的原野，或者受一个放飞自我的原野在里面。在我们当代的中国、历史的中国、将来的中国，任何一处的湖水，从文化含量来说，都不能比拟向阳湖的。这里的每一滴湖水，那一笔的涟漪都是中国文化织锦上流光溢彩的泛波。从这个意义上说，向阳湖文化是中国文化藤蔓上永远不会飘落的印记。

我们后人，在座的专家学者，如何在李校长坚守18年后，将向阳湖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呢？我觉得用这么几个字可以概括：“在平稳中重导向，在成熟中显特色。”为什么说在平稳中重导向？因为包括我们咸宁的官员、百姓，党校学员，都对于向阳湖文化并不是很了解的。我们除了要建造一个大型的博物馆以外，我们文人如何留下凸显向阳湖文化墨水，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诗歌、散文等方面来诠释。据我的了解，在这方面，除了李校长本人的大量研究，其他人涉及的都比较少。韩志的这本诗集，我觉得就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还要在这个方面去发扬光大。然后就是在成熟中显出我们的特色。向阳湖的特色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文学上去努力凸显特色。这就靠有志于向阳湖的同仁去共同努力了。

李国安（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

今天是一个启思会，我觉得启思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通过这个活动，启发我的思维有这么几点：第一，通过向阳湖这个历史事件也好，历史留下的印记或者文化现象也好，我的启思第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待某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某种过去的文化现象，我们在方法上应该有两个哲学观点，这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的，第一就是物质第一性，就是存在决定思维，一定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客观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才会比较客观。第二，就是我们执政党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辩证的看，就是既要看到他消极的一面或者说反动的一面，也要看到他积极的一面、正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