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各位朋友，各位前辈，上午好。我今天想给大家谈一点体会，不算什么学术报告，可以说是我的人生经历里面的一些感想。我取的这个题目《我的大学》，因为我原来有一篇文章里面叫《我的大学》，以前也讲过一次，但是这一次我想讲一点不太一样的内容。刚才主持人有也讲了，其实我没上过大学，不过我上了长达十几年的社会大学。我64年初中毕业就下了农村，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长沙。我是从长沙下放的，那些知青朋友在一起聚会都在统计，我们那一批知青有多少是没有上过大学，直接考了研究生的。没有上过大学那个时候不足为奇，文革过来，大学都取消了，即便是上了大学也没上过什么课。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认识的大概就有5~6个，我们那一批的知青当年大概是有3000多人，下到湖南江永县，在3000多人里面我们认得的就有这几个，大家觉得这里头肯定有些名堂，因为按照一般的常理，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读过高中就能够考上研究生，这里头是有些问题在里面，大家可以思考下，我的想法就是，这不足为奇。

当时下农村的时候，我们那一代人很多都读过高尔基的一本书，叫做《我的大学》。我还读过高尔基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在底层》。我认为在底层和我的大学是紧密相连的。高尔基没读过大学，大概就是个小学程度，但是在底层生活，不断的历练，不断的学习，最后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我们当时就是抱着这个理想，到民间去，接触底层，有很多还有担当大任的理想。孟子讲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个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我们失学，当年贯彻阶级路线，刘少奇的桃园经验，一刀切，凡是家庭有点什么问题的都不能上学，我们就到农村去了。但是，一般来说是迫于形势，我当时不是迫于形势，我是确实还有一点点影响。64年，因为家庭政治问题，我没有考上高中，因为家庭的父母都是右派，但是我当时在学校一直都是三好学生，积极分子，非常正统的一套思维方式。于是我主动的报名下乡，我觉得下乡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祖辈就是农村来的。现在的城里人，要追溯到他们的祖辈，都是农村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从农村来现在又回到农村去。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农民，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没什么不得了。于是就积极报名，但是还带动了班上比较要好的同学，当时就下到湖南的江永县，靠近湘桂边界。在那个地方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在知青小组里面担任学习委员，每天学习毛著，学习接班人的5个条件，当时有上面发下来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5个条件，觉得自己将来就是接班人了，怎么接班也没有想过。深入贫下中农，跟农民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农活，也向他们学习农民的世界观，有些世界观一时还很难接受。比如说有一次上山砍柴，我把手砍了，流了血，就有一个农民在树上摘了一片树叶在嘴里嚼了给我敷上，当时就觉得很恶心。但是要忍着，因为这是贫下中农的感情，慢慢的就习惯了跟贫下中农的交道，跟他们感情的交往。那个地区是非常偏僻了，是瑶汉杂居，有瑶族，我们劳动非常辛苦，刚刚从三年困难中走出来，身体非常的虚弱，营养不良，饿成那个样子，体质已经非常弱了，但是比当地的农民还是要好一些。 我们下去的时候发现当地农民有个特点就是普遍的都要比我们矮一截，一般的都是 一米四、一米五，都是矮个子。特别是青少年，很少有高个子的，但是老一辈，都要高，后来我们一琢磨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都是饿的，有的都饿死了，没有饿死的老一辈他们那个时那个时候营养好一些，他们个子比较高，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深感同情，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生存的能力感到钦佩，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其实也没多少知识，但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当时就是怀抱着这样一种心情，跟农民努力的同化，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就我个人而言从来没有受迫害，知青在返程的时候打出的旗号就是反迫害，湖南特别活跃，因为我们下得早，当然有些确实是受到迫害，特别是有些女知青在乡下无依无靠。但是我没有这样感觉，我只是想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拼命的学农活，学土话，当地的土话特别难懂，我们去了以后两年都听不懂，三年以后才能够结结巴巴的说一点。这个是语言关，不学土话就很难跟农民打成一片，当然我在江永待了六年，后来学界的一些朋友来武汉之后，他们都说我身上有一种泥土气息，这泥土气息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带来的。

文革66年开始了，把我们卷入了造反，那是不由分说的，我们知青当然是造反派，我们没有任何的考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就要造反，就开始与农民分离。农民是比较保守的，什么造反这些他都不听，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造反呢，尤其是靠近县城附近的那些农民，那个地方的农民政治觉务比较高。这就造成对立了，知青和农民之间，所以在造反期间我们大部分的知青是挨过打的，挨过捆的，挨过斗的，后来江青同志发出召唤，造反要发动革命武装，于是我们就去县城武装部队去抢枪，抢了一大批的枪，最后一颗子弹没发，全部上交。但是农民不依不饶，说我们还有枪没交，逼着我们交，最后我和江永另外三个知青被捆起来搞过一次假枪毙，当然没有被枪毙，后来被放了。我们就说这不能待了，所以就是武斗即将达到高峰的时候连夜逃到了长沙，连夜逃出来，通过当地驻军的帮助，然后经过广东。我们四个是最后逃出江永县的知青。回到城以后又干了些事情，但是想到要把知青的这一套搞清楚，讨论知青问题，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怎么向社会表达，于是就想到了办报纸，办报纸没有钱怎么办，就募捐。在街头搞了个桌子，写了个牌子“知青募捐”，在长沙是新鲜事了，当时很多长沙知青家长都来捐钱，丢的最大一张票子就是一张五块的，当时没有十块的，最后捐了有一百块钱就可以办报了，我们就办了份小报，当时还是很正统的，我们认为知青还是比较懂得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的，毛主席把我们下放到农村去将来时要我们当接班人的，到农村去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知青的安置工作都把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搞歪了，要把它正过来。我们就出了一份报纸，阐明我们的观点，知青运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知青下放究竟是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是城里面没工作把我们赶到农村去了，也不是甩包袱，应该是作为社会的栋梁，应该怎么怎么样。结果到了68年来了一个通知，毛主席批了，同意照发。就是所有知青全部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这就没有办法了，所有人都要回去，不回去就抓，当时的指挥部到知青家里去搜，最后躲不过去了只好回原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对毛主席的这个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失望了。听起来非常理想，是想要共产主义实现，消灭三大差别，就从我们这开始，知青是先锋，当时下乡的时候是这样理解的，但是现在发现完全不是，完全是甩包袱。就开始对毛的意图产生怀疑了，但是对知青下乡还没有怀疑。认为知青下乡还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多么美好，应该从我们做起，于是我们就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不管毛主席是怎么想的，反正这个事情应该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去做，于是回到农村以后我们就自发的办了个小农场，当时我们大队的知青有20多个，集合起来一起到一块荒地，我们就搬到那里，去烧荒，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将来怎么办，我们将来的蓝图，这个地方种什么那个地方种什么，一年要自给，两年要有余，想的非常美好，所有的钱，日用品都共产，一起用。江永县一个小小的县城当时就有两个这样的小农场，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农场，另外的一批知青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西欧农场。就是还抱有一点理想的一些知识青年，他们想把自己的理想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下去，上面没有人支持，我们就自己办。后来我们的小农场还得到了县委的支持，因为江永县委认为我们去办小农场至少不闹事，你们要办小农场就去办去，去对付那些荒山野岭他们也省心，所以江永县委还支持我们。我们想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思想我觉得恐怕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大同理想，大同理想就是大家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大家在一起共产，没有私产，大家没有斗争也没有纠纷，没有战争多好，小农场办了只有半年，文革后期，清理三种人，21种人，打砸抢，江永县的治安指挥部把我们强行解散了，把我们分散到生产队，那个时候的名目不同了，改名为接受贫下中农的管治，相当于劳教的性质，当然没有管的很严。那些农民跟我们都是很熟的，关系非常好了，他们也不好意思来管治我们，那段时间就普遍堕落。所谓普遍堕落就是没有那些理想也没有那些观念，把所有以前的那些规规矩矩的教条全部冲垮，每天晚上就成了知青到处偷盗的好时光，偷鸡摸狗、偷菜，那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是知青彻底堕落，彻底颓废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理想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也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段时间，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了。后来想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个时候如果这样一直堕落，有很多人当时就这样下去了。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不能这么下去，虽然我们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人活在世上总应该活得像个人，总应该有一些真正的好的东西、善的东西、值得追求的东西，不然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

到了1969年，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历程，我的生活历程很短，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却眼花缭乱，里面的跌宕起伏，里面的故事多的不得了，那段经历算得上是非常的丰富的。现在想起来要是问我的事迹我的经历，我想我的事迹我的经历就是那段时间有过一段经历，这段经历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就是两次理想主义的献身都错了，对这两次献身主义我都产生了怀疑，一次是满怀热情的上山下乡，后来发现我们完全就是甩包袱甩到农村去的，没有什么理想，毛主席也没有什么战略意图，说的很好听，但是都不能兑现的。再就是文革，文革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当时我们是准备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像革命先烈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又一次的上当，当年的满腔热情变成了阶级敌人，挨斗挨批，这时候就要反思了，一个人不能一错再错了。我就自己反思，自己有两大方面很缺乏的，一是缺乏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我们的国情，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当时没有想到思维模式，只是想到我们对中国太不了解了，我们应该多多了解中国农村，虽然我们下放到农村来了，但我们一直都在知青圈子里面，还是知识分子，并没有跟农民真正的打成一片，虽然劳动跟他们一起，但是并没有体会他们真正的生活。第二方面就是觉得自己理论水平太低，不能够自己独立的分析问题，什么都看报，听上面的分析，自己没有头脑，一听到什么就脑子发热，所以总是上当受骗，被人家指使。所以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那样的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干的事情，而且有理有据，自己独立思考，能够有预见性，能够有判断力，能够行动的一个人，这个行动不是上当受骗，而是自己有意图的行动，那才算得上一个男子汉。当时我们才二十出头，当时就觉得自已应该成为那么样个人，如何能够成为那么个人。我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我转点，转回到自己老家。一个月以后我转回我老家耒阳县，老家还有很多亲戚，都在老家，回家务农，做一个回乡知青，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原来是插队落户，农民把我们当做干部一样看待的，因为你是外姓人，是国家派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农民对我们非常尊敬，但是敬而远之，当时下放的时候，农民都是叫我们老什么，比如叫我老邓，当时听着非常不习惯，因为他们把你当干部，回到老家就不一样了，那就是某某的儿子，那就亲切多了，那就属于零距离接触，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就很有可能在老家过一辈子，结婚生子。所以脱离了知青群体，当然也是知青身份，因为回乡知青也是知青，与老家的乡亲，亲戚们在一起。我们一个生产队都是亲戚，都是生产队的。这是一个措施，就是转回老家。第二个措施就是有意识的看大量的书，以前也看过一些，但是没上心，看过一些小说也听他们比我们年龄大一点的知青经常在一起谈论马克思怎么样的，我们就是旁听者，也没上心。后来就觉得自己应该用心的看些书，找一些理论书，找一些哲学书来看，69年以后，我就看了一些哲学书，当时马恩的一些经典著作单行本又重印了，当时毛主席说要读一点哲学史，读点哲学，所以当时印了一些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于是我把那些哲学书都买了，自己再认真的读，做笔记做眉批，做的很认真，读哲学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且确实很有成效。读了一段时间，我再去读文学书，眼光就不一样了，我就习惯于来分析文学作品一些形象，一些人物关系。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读文学书的时候就注意里面的那些文学人物，它的形象，它的人格结构，自我意识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这样一种眼光，觉得大有提高。当时读文学作品在知青里面是蔚然成风，因为有些知青家里都是有很多藏书，最早下放的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带了很多的小说，有一箱子，有的是文革期间偷出来的，或着抢出来的，流到外面来的一些当时叫做黄色书籍，其实就是一些经典著作，谈爱情。于是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说很多人读茅盾的三部曲这里头好像没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形象，我就大笑，这里哪里是谈贫下中农的形象，它是谈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演变过程，跟我们很接近，我们就是这样的，追求、动摇、幻灭，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是读了的理论书之后作出的分析，跟一般的读书的就不一样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小说，像斯巴达克斯，这些小说我们都在讨论，但是我自己读了理论书以后有非常现实的收获。读文学书是为了从别人的一生中吸取生活经验，特别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一个人一生生活的结晶，你要把它读下来认真消化了，那就活了两辈子。一个人只有一辈子，但是要是读了别人的人生就相当于活了两辈子，有两辈子的生活。所以读文学书，特别是长篇小说，主要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内容，包括情感生活的内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读了，我对我女儿说你读这些书不是为了消遣，你读了以后你会学会怎么看人。你要谈恋爱，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有读长篇小说的经验。如果你读的多的话，你会很敏锐，你对人的判断会有你自己的主见。这是在耒阳，我看了很多书。后来又转到浏阳县都是务农。农活我基本上都拿得起来，十年务农，我基本上都是做农活。十年务农搞了九个双抢，抢种抢收，我都在场。他们有的做别的，做木工做电工，投机倒把，我都没干，就是安安心心的种田，为什么要转这么多地方，就是想多看看，到一个地方还不够，我看了很多地方。有意识走遍了湖区，当时还想过毛泽东当时写了湖南的考察报告，我将来是不是也能写一本湖南考察报告，有这么个想法。有意识的走了这么几个地方：江永、耒阳、浏阳，在浏阳一年，1974年病退回长沙。当时是一种风，很多的知青，不管有病没病都以病退回到了城里。

回来以后最初是当土夫子，就是在土方队当民工，今天相当于农民工，干最苦最累的简单劳动，挖土、挖山、修马路，在里面接触到大量的社会渣滓，社会渣滓、三教九流、落魄文人、历史政治运动中的被淘汰者，当时叫做21种人，21种人都是贱民，都在土方队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右派，在土方队里面个子很瘦小，但是很卖力，经常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他就把他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拿出来给这些土夫子看，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文化人，后来又一次很不幸，被拖拉机压死了。我在土方队算是个强劳力，除了队长以外地位就是我最高了，因为我在那个土方队里年纪也比较大，28岁，到了76年招工，在土方队收入虽然很高，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甚至有时候要收到一百多块钱。那个时候是一笔巨款，大学毕业生也才50块钱一个月。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行，土方队太累了，没有时间看书，所以我就招工进了长沙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场内搬运，就很轻松了。每天平均的工作时间也就3个小时，有时候跟车出去搞一搞装线，有时候搬一下东西，那时候我在湖南省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每天工余的时间就看书。76年以后有些书开禁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可以看了，于是我就拼命的借书。当时对自己生活是很满意的了，觉得自己混的还不错，我们有的知青跑到我的水电安装公司跟我聊他说你这工作有什么好，简单劳动，重体力劳动。我说我挺满意的。他说你找不到对象啊。确实找不到对象，我的前任就是跟我年龄同年的一个搬运工，天天闹情绪。我为什么能招工进去，就是因为她不愿意干了，又找不到别人，厂里面就到处放出消息哪里有愿意干的。我说我愿意干。当时招工的那个就说你要是到时候找不到老婆怎么办，我说我不在乎。于是就进了水电安装公司，我觉得很自豪。一进去就发了一套工作服，工作雨衣，工作雨靴，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的劳保待遇，当时觉得混的很不错。但是我那些知青朋友们觉得我是到了最底层了，都不屑一顾，他们当时有些做了技术工人，有的进了一个什么厂，不像我这样搞搬运。77年考大学，我当时也想去报名，还复习了初中高中的一些高等数学、物理学，当时就说不让报，就说湖南有个土规定，超过25岁的都不能报，就是故意卡我们知青的，我刚好已经30岁了，没办法报名。78年又考中国社会所的研究生，当时刚刚开始招研究生，我就去报，人家就说你初中毕业就去报研究生，我心里想我看了十几年书了，主要就是马列的，我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说我要考不上就没有人能考得上了，后来去考了成绩上了线，又是由于政审没有过关，特意派了两个人来长沙调查，调查我父母的单位，调查我的单位，单位对我的评价极高，但是我父母的单位评价从来都是很低的，说我父母从来都是没有认过错，于是就没有通过。79年，我父母的问题解决了，我又考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个时候才考上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当时公司里面都轰动了，说我考上了研究生，要请客，我一摸，身上只有两块钱，就买了几十根冰棍，每人一根。大家跟我一起到厂里面照了一张相。

到了武大就是考西方哲学史，原来在中国社会所是考的马哲。后来的事情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成了大学老师，就很平淡了。我现在常常在想，我前30年在动荡中，包括家庭遭难，家庭搬迁，被赶到湖南师范学院的半山腰的两间房子，十来个人挤在两间房子，我外婆就是1960年被饿死的。家庭动荡，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下放。我们家就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妹妹没有下放，四个下放的。后三十年很平静，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老老实实的教书，写东西，做研究，这是我回顾了我的历程，这个历程我叫做我的大学，基本上就是我学习的过程。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但是也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自我启蒙的时代。一切幻想都给消灭了，你还有没有你自己的想法。通过自学启蒙，有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悟过来了，不经过文化大革命是悟不过来的。在文革前，人们的思想多么单纯，如果不经过文革，不经过这样一些折腾，我们是悟不过来的，所以文革也是中华民族自我启蒙的一个阶段。我的大学也就是在底层，在大学里面我学了什么呢？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学习人性，一个是学习认识自我，这两件事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人间我深深体会到一点就是人和人都是相通的，每个人原则上都能够体会别人，只要你能够设身处地，而在体会别人之前是不可能认识自我的，我们经常说认识自我很容易，只要自己闭上眼睛一想就认识自我了，没那么简单，你如果不体会别人，你是认识不了自我的，但是你要认识别人，必须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采风、去收集素材、去体验生活，去装模作样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搞完了回到办公室又来写东西，那些都是假的。必须是你的生活同农民息息相关，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当年下放就是我们的命运跟农民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当年就有知青感叹再过十年回过头来看我们就跟农民一样了，再过二十年就跟现在看到的一些老太婆老大爷一样，弯着腰驼着背在田里面扯猪草。我们的前途就这样了，当时大学已经没有了，考研究生更不用说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招工，招工轮不到我们，要出身好的，参军更不用说，没有出路。我们的出路就是在农村干一辈子。这就是跟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息息相关，你就是个农民。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农民，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还是高高在上，农民把你当干部看。农民把你当作家，你是来体验生活的，那是体会不到的。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永无出头之日。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切都是很平常的，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种期许，我们的未来一片黑暗，只有做好准备做一辈子农民。我当时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在老家做个房子娶个老婆，不少知青已经在乡下成了家，盖了屋，我就帮别的知青盖过屋。屋已经盖好了，结了婚，然后又离开那个地方了。通常来说我对中国农民的看法是忠厚老实纯朴，当然也有狡猾的，当然再狡猾在城里人面前在当官人面前都是吓得浑身发抖的那种。但是这也是表面的，正是这些老实忠厚的农民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也会变得凶残、暴戾。比如赵县到处杀人，也波及到江永县。赵县杀了据说两万多人，江永县杀了有500多，实际上这种杀人是由恐惧引发的，再忠厚的人，如果当时流传谣言说，你不杀他他要杀你，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疯狂起来，而且对无辜者的疯狂不是一般的疯狂，那种虐待是非常吓人的，像吃人肉啊，各种酷刑啊，中国的杀人要野蛮的多。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使我破除了对贫下中农的这种迷信。贫下中农我觉得是非常崇高的，非常崇拜的，觉得很不得了的。我在老家的时候，生产队的一个青年得了癌症，当时不知道是癌症，只知道他是瘫痪了，他父亲急得要死，然后就请我一起把他的儿子背到长沙来治病，路费由他出。到了湖南医学院一诊断，癌症。我那天去拿诊断书，心里一惊，第一个念头就是暂时不要告诉他，他的孩子那时候二十岁，要想办法隐瞒，再想办法给他治。我就拿着诊断书进了小旅馆，一进门我就把他爸爸叫出来说，先不要跟他说，这个诊断书上写的是癌症。他一听是癌症两个字不由分说，返身回去把他的孩子从床上一把拎起来，破口大骂说：“你为什么要得这个病？你知道我把你养这么大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精力。”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自己的儿子，你把他从床上拎起来破口大骂，为什么要得这个病，又不是他要得的，他不是可怜吗，那个青年一脸木呆。后来我觉得这个父亲非常凶恶，平时非常慈眉善目，非常好的一个老人，谁都不得罪的。就是有点小气，但是农民都小气嘛。所以我对这样一个本分的农民，不能光看表面，平时很厚道也善解人意，但是在某些场合上会表现他另外一副面目，后来我们回来了，住在旅馆里面，父亲找他的老根，学中医的，看他能不能够用中医把他儿子治好。就跟他的老根到山上挖了大堆草根山药，下着雨湿漉漉的带回来两大捆草药，一回来就往医院的白床单上一放，说：“走，我们走。”我连忙把他拉下，说：“你怎么放在白床单上。”他说我们反正也不在这住了怕什么。我说不在这住了也不能这样。我就想到中国的农民进到进到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别人都不认识的社会，他会露出他的另一面。就像那个赵县杀人也是这样，不找本村人去杀，找另外个很远的不认识的村子里的人去杀，互相杀。中国的农民在熟人社会是表现得非常老实非常温和，但是到了一个陌生环境那就不一样了。反正人家不认识，反正我们也不在这住了，我们也不跟他们打交道了。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个观念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领袖或者是某一个坏蛋的一种观念，中国的农民就有这样一种观念。由此我深入了解到中国的国情，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普遍的，也可以说是个别的情况，其他的农民也有可能做的不会像他这么露骨，但是内心里未免没有这一层。我了解到中国的国情就是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在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包括知识精英和当权者他们的钥匙都在农民身上。我有这么一个看法，为什么我要接触农村，接触这么多的农民，因为农民的眼睛是最实在的最实际的。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斗争，农民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他们很实在，没有那些大道理。但是也因此最狭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除了它已经看得到的和想象自己可以看得到的，什么也不相信。所以这些底层的生活给我后来研究中国文化生存结构都提供了素材。当时只是一种体验，没有上升到理论。当时只是对乡土的一种感悟，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年，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读了很多书，特别是读了一本书叫中国文化的生存结构，看到这本书以后恍然大悟。虽然我就是农民了，和农民在一起，不光是观察他们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我毕竟是知识青年，我有意识的把这种基层生活当做是一种机会。为什么成为我的大学，就是因为我抱着一个学生的态度去学习，当作是大学的一种课堂。既然是课堂，那么除了我的生活本身要思考要反思外，还要反思，读书。所以我尽量的收集找的到的书，我都来读，不管是哪一科。那时候没有界限，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哲学的也好，文学的也好，历史的也好，经济学的也好，只要是书，只要有字，我拿得到的都找来读。所以我读书时别人说的杂家，我读书是没有界限的。

在1969年以后我的生活和读书就分开了，这是我的两种生活，同时又是同一个生活。当然这种生活历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历来在中国叫做耕读传家，在中国主张一边种地一边读书，这是传统。但是耕读传家一般是为了当官，而我是为了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没有的。读圣贤书，不需要有自己的主见，只要跟着它加以发挥，但是我是想要有自己的主见，这是因为我看的书大部分是西方人写的，包括马恩列，跟中国人写的不一样的，看他们的书看多了，我就体会到了西方人做人的理想跟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是要鼓吹一方面是要老实、驯服、忠——忠臣孝子，另一方面是崇拜权威，中国人做人就是两个，总的来说就是做奴才。而西方人做人的理想就是强调个人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都有这种独立思考的因素，他们都是讲理、嬉笑怒骂，体现出强烈的个性，然后用严厉的逻辑来跟对方论战，用理性来跟对方论战，这是强调个人独立思考，不是搬出圣贤，都是根据道理跟对方进行辩驳。不是吹捧儿童似的天真，而是追求成年人似的成熟的理性。这在中国传统典籍里是看不到的，我用这样一种做人的哲学对照自己面对的现实生活就有大量的话可说。虽然当年看的那些书是意识形态很强的，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意识形态很强的，马恩列斯，斯大林我看的不是很多，因为他有很多都不是讲道理的，毛泽东也有很多不是讲道理的。马恩列都是非常讲道理的，列宁也是天才，虽然我们今天对他的评价不一样，但是他是天才，如果他搞理论是能搞的，他后来没有搞理论，搞政治去了。用这样一种哲学来对照现实的生活就促发了很多思想的火花，促使你进行一种比较。我的大学就是在这种古今比较、中西比较之中，不断比较，不断对照现实的一个过程。有这样一个经历摆在这里，我就活在现实生活中。我到今天都不喜欢旅游，曾经他们到云南开会，开完会去西双版纳去旅游，一切免费。我说我不去，我要回来写东西。我说如果真的要体会西双版纳的生活，我就要到那里去住一个月，每天打一担柴，现在去看有什么意思，电视上拍的比那走马观花的漂亮，所有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人没去，我跑回来写我的书。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比较，不断的形成一种批判精神。这就是我的大学交给我的，它使我成为了一个社会的批判者，人性的批判者。

最后我想谈一点我进入学界以来这三十多年，从79年考上研究生可以说就算是进入了哲学。迄今为止，我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我认为都跟我的大学有关，我所有的研究，包括最高深最晦涩的，包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都跟我的自修大学的自我教育有关。我当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后来我回顾，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学成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31岁了，已经不是学生的年龄了。考上研究生应该是二十多岁，我都三十多了，世界观已经形成了。而且基本的东西已经学成，当然还缺乏很多东西。缺乏对文本的研究还有很多书没有看，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过，但是大体的脉络已经在那里了。所谓新批判主义就是通过自我批判整个民族文化。批判民族文化别人可能会说你很自大，说你有什么资格批判民族文化，我说我当然有资格了，我自己本身就是民族文化。我批判农民，我为什么批判农民，因为我自己就是农民，我就是农民出身的，我把自己就看作是农民，所以新批判和所有的批判尤其跟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是不一样的，不是批判别人，首先批判自己，批判自己思维模式里的，然后把它扩展到对整个民族乃至对整个人性的批判。继承鲁迅的衣钵，鲁迅传下来的国民性批判传统，扩展到对整个人性的批判。他的立足点是自我批判，鲁迅也是自我批那个人判，然后对社会批判国民性，这种批判是通过中西比较来对现实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缺位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缺乏批判精神，这个是学界公认的，一直到今天还表现出来，中国的学生在外国去读书普遍的反应时中国学生缺乏批判精神，他可以学习很好，叫他什么都可以把握得很牢，但是他就是不会自己批判。当然有人说道家批判是不是一种批判精神呢？道家经常批判儒家，道家哲学不是真正的批判，只是儒家哲学官方哲学互补的批判，它不同意儒家的说法，但是骨子里跟儒家是同出一源，没有根本的批判的。反映在现实生活中的农民造反，这也不是批判。农民造反的目的只是想要出一个好个皇帝，或者是自己想当个皇帝，现在的皇帝受不住了，换皇帝。这就是农民批判的目的，文革其实也是这样，一哄而起，那么多的群众都加入了，无非是现在在位的皇帝发出了号召，然后把那些反对皇帝的人都清除掉，然后我们就好过了。就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了，认为现在这个皇帝好，为什么要反对他呢，凡是反对他的我们都要把他们消灭。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最缺的就是批判精神，对这种传统文化思维模式，我提出了一个总结就是通常讲是天人合一。我总结出来是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一个是道家的成仙，人和自然的合一。一个是儒家的成圣，人和天道的合一。道家的成仙和儒家的成圣是互补的。不能成圣就可以成仙，成为道家隐士，隐居到深山里成道。成仙得道之后就能够成圣了，那些隐士如果能够出山就更能够治国平天下了。这是中国人的理想，最高的成圣就是当皇帝了，普通人既成不了仙也成不了圣，那就靠神仙皇帝。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中国人心目中就是靠的一个是神仙一个是皇帝来拯救自己。所以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自然崇拜和权力崇拜，唯一缺位的就是自我独立性和理性，这是我凭借自己的十年农村生活和五年的城市底层生活所体会出来的，都缺乏这个东西，通过我的经历和下乡经历体会出来的。所以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为什么研究，当然德国古典哲学有它的魅力，高深、纯粹，它可以让你在概念的海洋里面游泳，摆脱一切世俗的考虑，但是我不是这样，我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高深的概念的时候我痛感中国传统中缺乏的两种东西，这两种东西在德国古典哲学里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科学和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表层的看的见的，但是科学和民主后面有两种精神，科学后面是理性精神，民主后面是自由精神，中国人比较忽视。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什么是理性什么是自由精神我们往往忽视了。即使谈到我们也往往混淆了，我们认为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中国传统中早就有了，所以不必要去强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自由精神。中国传统中就有一种个性解放、性情，我们今天还讲性情中人。所谓性情中人就是一个自由人，他是为所欲为的，想什么就是什么，凡是碰到性情中人我们都要原谅他，他就是那么个人，他说话很直，没有顾虑，没有框框，我们认为这就是自由精神。五四时期，很多青年之所以追随新文化运动都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性情，个性解放。所谓个性解放，比如说，有的婚姻不自主，很多是逃婚，当然家里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家里比较束缚，于是追求新文化运动。把自由精神理解为这种个性解放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没错，中国古代也有：庄子、魏晋名士、还有那些隐士还有那些明清之间大批的叛逆者，反对理学、反对礼教甚至于反对皇帝，都是出自于一种个性解放。文化大革命也是出于一场个性解放。很多高官倒台都是因为压制人民群众的造反。把这种个性解放与西方的自由精神等同起来，我觉得这是极大的误解。西方自由精神不是单纯的个性解放，还有理性精神，那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我们通过文革的经历看的很明显，文革时期，任何一个红卫兵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结果是什么呢？造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因为大家都要为所欲为，碰到一起就免不了从文斗到武斗。弱肉强食的结果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最后是强者为王，导致专制。毛泽东也是个性解放，他的诗里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看我的了。很多人都很崇拜的个性解放，毛泽东就是五四解放的新青年，他也是个性解放。这种个性解放是不是就是自由精神呢？错了，自由精神跟理性精神是分不开的，真正的自由是有理性的自由，有法的自由，是一种自由权，自由是一种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必须有法。西方的自由是自由权。当年严复翻译《自由论》，liberty，自由论，不好怎么翻，因为在中国自由是个贬义词，历来都是自由主义，在古代也是个贬义词，不好怎么翻译。最后翻译成“群己全界限”，群体与自己的接触界限。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就是他深深理解到中国人理解的自由跟西方人理解的自由不一样，西方人理解的自由是自由权，因为它是有法的，它是指的自由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分配的一种法制。所以既然是法就应该有理性。我们中国人讲也有理性，天理、天道难道不是一种理性吗？天理天道也是一种规矩，这种规矩有时候太严格了，很多人不满意，像戴震就埋怨、就反感，说以理杀人。天理是很可怕的东西，很多人把中国的天理跟西方的理性等同起来。中国的文化在引进西方概念的时候我认为最大的两大失误就是这个，一个是把个性解放等同于西方的自由精神，一个是把天理等同于西方的理性，这两个是最大的失误，使我们不能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吸收西方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使我们在吸收西方的自由精神的时候从个性解放走向了专制，使我们在吸收西方的自由精神的时候陷入到了天理天道，对人的管制。其实西方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精神，有了理性就能够自由的判断事情，那你就自由了，就有批判的精神，就有创造精神，就能发展科学，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这就是理性。但中国的天理实际上是非理性的，不用言说不用推理也是不合逻辑的。中国人讲天理，二程就讲过这样的话，我学虽然有授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天理是不能教的，要靠自己去体会。所以天理实际上是通过非理性感悟到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天理是潜规则，不是可以写在文字上通行于天下的规则，而是靠每个人内心去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能教的，所以天理是非理性的。我们有些人反思文革就是理性太多了，58年大跃进也是理性太多了，这简直是荒唐，58年哪里谈得上是什么理性，他们这么说就是把天理跟理性混为一谈了。大跃进跟文革都有一个天理跟天道，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总路线。总路线只有四个字“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什么多快好省都是要自己体会的，没有量化标准，不能用理性来规定的，这股气也是非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革命路线究竟是什么，写不出来，凭毛主席一句话，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要揣摩。学习毛主席语录，尽管好好的学还是把握不住，因为那是非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早就学到了。我们今天也是来了个中央文件大家在一起学习，谈体会，文件已经写在那里，白纸黑字，为什么要谈体会呢？白纸黑字不能代表文件的精神，精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个人有自己的体会，才能够慢慢的形成，这都是非理性的。所以缺乏理性，缺乏理性就缺乏自由，就没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大家在一起分析时，有没有人说你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这样说就是通过理性得出的结论，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说肯定是会受到批判的，不能这样看，要体会里面大有深意。所以我觉得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深入的研究没有对中国国情的熟悉，要把理性和天理，自由精神和个性解放这两者区分开来必须要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方面必须要有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提供这种理论根底，而且是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了西方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要深入研究。再一个就是要对中国国情熟悉，我刚刚举的几个例子就是中国国情，文革，学习文件还有中国的历史，才能够区分开来。五四的那些只是精英他们没有做到，没有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对西方思想没有深研。五四那些知识分子从西方拿了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对西方思想没有像今天这些人这样研究的深，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梁启超说过：“康德是近代第一大哲。”但是他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对于西方的哲学要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底下水还深的很，对这个不知道就觉得我们已经引进西学了，而且在我们这里已经造成了效果。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所造成的效果都不是真正西方思想的深层次的影响，都是一些表面的。五四知识精英对西方思想没有深研，所以做不到这种区分。今天的后现代和新左派也没有做出区分，那是因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是生活在他们的幻想之中，也许他们接触过中国的农村，也许他们就出生于农村，但是他们没有把农村当做他们的大学，没有从农村里面学生到什么东西，他们一心一意的想出来，走出农村，其实他们还在农村之中，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见解跟农村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通过我的大学获得的感悟。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放弃读社会和人生这本大书。西方的书我还在读，人生这本书社会这本书我还在读。我认为人生这本书是要读一辈子的，要读到老读到死。中国知识分子要特别关注时代的新动向，什么是新动向？打工一族，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什么是翻天覆地的变革？以前梁启超他们都讲过：“我们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什么地方？他们主要是指中国的国际地位，三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低，被外国所欺负，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根本的地方，也没有条件深入到根本的地方，就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当时并没有变，只是在思想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有一些知识精英，先知先觉，他们觉得中国文化要来一番改变了。有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跟以前的大不一样，跟日本跟朝鲜跟周边的不一样，是可以跟中国文化相抗衡甚至于更强大的文化。但是那个时候还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也就是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涉及到思想层面而不涉及到经济层面政治层面，那能叫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吗。而今天是从底子上彻底的复过来了，我们今天最大的国情就是自然经济已经没有了。五四的时候还有，五四的时候虽然新文化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但是国民经济还是自然经济没动。所以五四运动闹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归传统。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在酒楼上，里面的主人公当时是五四青年，非常积极。运动过后，为了维持生活，到乡下去教《三字经》，还是回到教《三字经》，不这样的话没法维持生活。而且他教《三字经》农村有市场，因为农村还是自然经济，他看不到任何出路。鲁迅当年也是眼前一抹黑，看不到出路，为什么那么悲观，因为在经济基础上没变，中国还是自然经济。几个知识分子在那里嚷过以后一切回归原处。五四时期是这样，80年代的启蒙也是这样的，文革也是这样。还是农民种地，脸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80年代新启蒙，搞了一阵然后又消失了，为什么销声匿迹了呢？农村没变，80年代还是自然经济。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从90年代起，特别是进到了21世纪。我们今天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全部翻过来了，当然政治体制现在还在做。经济已经转变过来了已经没有自然经济了。现在到农村去种田完全是市场经济，种子、农药、销路、技术全要靠市场，全靠钱推向市场才能继续。国家的力量全到了城市，没有自然经济。这就是人生社会的大书翻了一页，要赶紧去读。很多知识分子没有看到这一页，因为他们脱离了现实，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大变局了，还在坚持几千年的传统，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旧观念。我对这些新的情况是高度关注，我在90年代就说过，我的所有的研究都是为打工仔打工妹的思想作论证的，他们遇到极大的困惑，遇到了危机，他们从农村带出来的那一套在城市完全不适用，于是就没有道德底线，什么都干 ，只要能活，可以理解。但是急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来适应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的中国的国情。我认为这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这是在西方从古典价值时代已经形成起来的，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一套普世价值观念。这套普世价值使他们转变观念，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这套东西在西方受到批判是因为西方已经现代化，露出了它的不足，我们现在应该引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有新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新的观念，能够理直气壮的为自己维权，要为他们提供理论依据。将来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到某一步必然会有大用的，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看起来像是天马行空，好像还不切实际，但是要做足准备，这一次不能再像前面两次在表面上滑来滑去。现在十八大作为第三次启蒙，第三次启蒙应该比前面两次启蒙更加深入，之所以要更加深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现在说这些东西比以往更有底气，就是因为我们是立足于现实，我们是眼看着现实生活出现了问题就是为了解决的这些问题，第三次启蒙应该是落到实处的启蒙，而不是以前知识分子教训老百姓你们应该这样想你们应该那样想，不是的。是从后面给他们支持，老百姓要打官司，要维权，上面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你们不要太贪了，你们都是刁民，你们都是违法乱纪，老百姓如果有了这样理论上的支撑就可以反驳，就有了主心骨，有了观念上的支撑，正好是我所要做的工作。我认为，为打工者呐喊，为了今天的底层老百姓呐喊，是符合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所以每当我在理论上陷入困惑的时候我都要重新回到现实，回到底层，从那里面吸取力量，坚定我的信心，因为那就是我的母校，感谢母校，感谢我的大学。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