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摄影 杨真春）10月28日下午，金风送爽，秋阳灿烂，周南文化沙龙走进昙华林，在昙华林101号，与武昌新阶层联谊会联合主办了“昙华林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讨论会。武汉民俗专家刘谦定作中心发言。原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省委讲师团讲师曹京柱、原《长江日报》高级记者、国家一级作家罗时汉、张之洞博物馆馆长顾必阶等嘉宾及部分沙龙龙友、新阶层代表共20多人参加了活动。活动由省政协委员、武昌新阶层联谊会会长卢纲主持。

（卢纲会长主持活动）

    主持人卢纲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新阶层的概念。“新阶层”是“新社会阶层”简称，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按照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武昌新阶层联谊会是湖北成立的第一家新阶层联谊会，也是中央统战部全国创新实践基地之一，目前代表着大武昌地区15万人的社会群体，昙华林3000多名相关人员，100多名代表人士。

（余长庭馆长介绍自己的藏品）

武汉长庭陶瓷博物馆馆长余长庭带来了在武昌出土的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部分代表藏品，有石器时代的纺轮、汉代的剪刀、元代的火铳、南宋抗元名将李庭芝佩刀、宋代湖泗窑陶器等，应刘谦定老师之邀为大家进行了展示和讲解，让大家通过实物对古城武昌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历史底蕴有了深刻的感受。

    作为昙华林的“发现者”和“始作俑者“，刘谦定老师则深情谈起了昙华林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谈起了他与昙华林的“千千结”（根据讲话录音整理，内容有节选）——

1953年2月，我出生于武昌昙华林片区，小学是在昙华林小学就读，初中是在武汉市第33中学（原文华中学）就读，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武昌老城区是养育我的一方水土。我的祖父是行伍出身，曾是晚清湖北新军炮兵八标的一名炮手，参加过辛亥革命起义当晚炮轰总督衙门的战斗，是解放后享受政府优待的“辛亥老人”之一。祖父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当年是在昙华林瑞典教区道路堂受的洗。小时候我经常陪着祖母去做礼拜，直到教堂在“文革”时受到红卫兵打砸破坏才停止。由于有这些家庭、亲情的萦怀，祖父的故事对我个人的影响可谓非同小可，以至于成年后，我个人的一大主要爱好就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文化为核心，自觉学习、研究与之相关的地方史志与民风民俗，从而进一步形成了我心有武昌千千结。

1969年，我作为初中生知识青年到了京山县农村插队。1971年招工回城到了湖北十堰二汽下面的一个工厂当采购员。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曾先后到过国内的许多地方，感受了各种不同的城市建筑风貌与历史文化。1984年底以干部身份单调回武昌区政府工作，后又调到粮道街街道办工作。回到故乡故地，再比较许多兄弟城市，才真正从理性上逐渐认识到古城武昌非常具有人文与自然之美，并且还有独树一帜的建筑遗产。尤其是昙华林这一片区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既厚重又稀有。武昌建城迄今已近1800年，明清时期城墙内总面积约6.67平方公里，而昙华林街区约占了其中1/6，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人文故事，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五大文化特色，即古城遗产文化、中西交融文化、辛亥首义文化、精英荟聚文化和市景民俗文化。这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于武汉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尤显得弥足珍贵。

    我虽为一介草根，但在认识身边历史文化遗产方面觉醒较早，参与保护的意识和行动也逐年增强。所以，常在工作之余，骑一辆老旧自行车，踏遍了武汉三镇，用个人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不断来关注、宣传和保护我们身边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促进城市经济与文化齐头并进，健康持续发展。2000年，我在昙华林居委会、马道门居委会蹲点，走街窜户搞人口普查。我有意识顺带开始了对昙华林地区历史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工作，房子是什么时候造的，面积多大，以前住过什么人，现在什么情况，都进行详细纪录，还绘制了详细的区域建筑分布图。2001年，我在花园山南边的高家巷与崇福山交会处踏访寻找到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武昌日知会旧址，在昙华林32号寻找到了辛亥革命九角十八星旗诞生地——刘公公馆。由我提供素材并与韩玉晔共同采写的《昙华林——一部活的近代史》报道于2003年3月17日在《长江日报》刊发后受到了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而拉开了保护昙华林的序幕。2004年6月3日下午，武汉市市长李宪生率领市、区有关领导同志深入昙华林街区进了实地调研。2005年昙华林被正式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改造昙华林片区被纳入了《2005-2020年武汉市城市发展规划》。

（刘谦定老师作中心发言）

“昙华林”三字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1938年，郭沫若在《洪波曲》里猜测昙华林是佛教建筑。华中师大教授严昌洪在《湖北文征》中找到了出处：清同治三年刘溱《重游昙花林小记》记载，昙华林是一座佛寺，大约建于清朝中叶。咸丰初年，毁于太平天国战争。该佛寺的遗址在现今昙华林的夏斗寅公馆范围。我猜测现今所称的“昙华林”地名是缘于当初的“昙华禅林”佛寺名称，就象今天的“归元禅寺”、“宝通禅寺”被地方老百姓习惯叫成了“归元寺”、“宝通寺”一样，于时间的蔓延中被民间约定俗成叫成了“昙华林”。至于这个“昙华”，也不是指佛教经典中所称的三千年才能一见的“优昙婆罗花”，而应是实指广植或孤植于长江以南佛教寺院中的山玉兰。为此，我曾到昆明“昙华寺”考察过。这种被佛教视为“四大吉花”之一的祥瑞之花——优昙花出现在武昌的可能性更大。

昙华林，位于老武昌城东北角，地处城墙内的花园山北麓与螃蟹岬（亦名城山）南麓之间，随两山并行呈东西走向，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武昌城扩建定型后逐渐形成的一条老街。历史上的昙华林是指与戈甲营出口相连的以东地段。1946年，武昌地方当局将戈甲营出口以西的正卫街和游家巷并入统称为昙华林后，其街名一直沿袭至今。现今所说的昙华林一带，具体指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桥，包括昙华林、戈甲巷、太平试馆、马道门、三义村及花园山和螃蟹岬两山在内，范围为约1平方公里的街区。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话题具有非常迫切的时代意义。建筑遗产保护的本质是文化传承，城市是要建筑来支撑的，建筑是要人来支撑的，所以，只有整合、保护好不可移动的建筑遗产与人文故事才可能将昙华林街区百年的历史文化进行较为理性和更为直观的呈现。关于昙华林街区的定位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先盘点一下，看看已延展为1平方公里的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内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现象。经扫描，我以为有老旧沧桑的街巷建筑文化现象、民风淳朴的市井买卖文化现象、传播经世儒学的科举文化现象、史料可考的王府文化现象、冠盖云集的官员文化现象、独具特色的宗教慈善文化现象、褒贬不一的中西价值观碰撞交融的文化现象、晚清辛亥革命文化摇篮现象、近现代的精英聚荟文化现象、影响深远的新式教育文化现象、不可再现的抗日救国共赴国难文化现象，综上所述的各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根植于昙华林街区的这片土地上。如果仅用一个或某几个文化现象来代表这个街区的文化定位，都难免会以偏概全。如将其定位在颇具特色的武昌古城遗产文化这个宏观面上，相比较而言似乎更为恰当一点。

    今天的昙华林及其周边一带完全具有历史文化街区的三个特征：一有较完整的历史风貌；二有真实的历史遗存；三有一定规模和视野所及的风貌基本一致。因此，以人文地址命名的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其保护范围的划定按要求不能少于1平方公里。同时，还必须将历史遗留的现状地名扩大为片状地名，只有这样，才更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近、现代遗产和当代遗产都属于人类共同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2/3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继包装、申报、审批了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村镇。这对于提升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知名度及参与城市间的文化延续的竞争都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进步繁荣的大环境下，在社会各界关心、宣传、保护和利用的推动下，昙华林街区以其厚重的历史沉淀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一定会成为我市、我省乃至我国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是美好愿景。总之，在人文地名昙华林街区可触摸的历史见证物身上，所附着的大量历史信息和人文故事，既延续了城市文脉，又彰显了城市个性，它们必将会为我们武汉的城市文化发展以及经济建设作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

    刘谦定老师“武汉历史文化遗产守望者”的情怀，深情、真诚的讲述赢得了大家长久、热烈的掌声。大家也积极、热情的参与了发言、讨论——

（卢纲会长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