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桐

中国在历经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以来，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果，中国社会快速融入了全球化和同质化的世界潮流，同时，中国社会也遭遇到了文化的困境和挑战。我们感同身受的是，快速发展的后果之一是让我们与我们曾经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和精神家园渐渐远离。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如何高瞻远瞩地选择和提炼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智慧，以避免我们的时代成为外来文化的“跑马场”。在武汉，有这样的一群文化觉悟者标举“文化立国”的旗帜呼吁重塑中华文化体系。

武汉民间精神高地“周南文化沙龙”于2011年12月17日下午在武昌财苑大酒店举办第四期以“文化立国”为中心议题的研讨活动，社会文化各界百余人到会，聆听了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主持人哲学系教师姚国华先生中心发言，同时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湖北省前宣传部副部长、湖北日报社社长毕志伦以及到会代表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姚国华先生认为文化就是人类特有的精神世界，包括知识、思想、人格、情操。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大脑所承载的文化，通过语言和文字记录、保存、表达、交流、更新。人类文明的进步，先是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而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在所谓的轴心时代更是形成了各自的经典，凝聚一个民族的经验和智慧，形成稳固的文化内核，从而世世代代人们的精神精神信仰与思想智慧。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就是追求万物背后的普遍规律（Logos）。传承了古希腊文化的欧洲文明，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母体孕育，尤其是早期大学文化的培育，演化出推动近代文明进程的科学和法律。托勒密的地理学直接启发了哥伦布的环球航行，从而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轨迹，而中国由于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局限，即使经济实力数倍于哥伦布，郑和下西洋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瓦特之所以能改进蒸汽机造成工业革命，不光是靠经验探索，更重要的是凭借科学计算和推理。

近代西方文明大国都走的是文化立国之路。大学永远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精神象征引领着国家的进步，如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建国前有清教精神的基础，尤其是建立了哈佛大学。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崛起，第一是要有人心的改变，第二才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才是经济和物质文明的改变。只有这样的递进才可能成功，反过来是走不通之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遵循了福泽谕吉指引的方向，终于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则相反，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才是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

中国革命也是吸纳和发展世界先进文化的探索之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接受列宁的帮助创建黄埔军校，用革命的文化立党立军，成为大革命的基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建设，为新中国奠定基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进行了思想解放运动，恢复大学教育，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先行的结果。

如今，当经济成长变成唯一社会发展指标的时候，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领域里的一切资源都被耗尽，道德、仁爱、热情已经严重透支，我们曾经高度的国家信任体系瓦解，造成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相信。彻底改变这一状态，就需要建立我们时代的责任感和信任感。所以“文化强国”就是要建立广泛的精神文化平台，构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维结构的互动体系,需要“文化立国”战略的具体实施。

在回答什么文化构成立国的基础时，姚国华回答说，真正的文化，即不是传统留下的结果，也是外来的模式，更不是某个人的设计，而是所有人大脑里理解着、表达着、交流着、探索着、创造着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把既定的知识和结论当作教条，那不是文化，而是反文化。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的人，是没有真正的智慧的。

中国革命也是吸纳和发展世界先进文化的探索之路。孙中山先生接受俄罗斯文化，在列宁帮助下创建黄埔军校；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进行了解放思想大讨论，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先行的结果。

如今，当生产力发展下的经济指标变成唯一指标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之服务的一切资源，如道德和意识已经透支成为空壳，我们曾经高度的国家信任体系瓦解，以致于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相信。而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国家信任体系。我们需要建立我们时代的责任感和信任感。所以“文化强国”取决于我们的文化理念，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维体系,需要“文化立国”战略的具体实施。

杨叔子先生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精神发展史。党中央已经将文化建设作为基本国策，他高度赞赏周南文化沙龙重视文化精神高地的行为。他说我们目前的困境和矛盾在于：文化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人文精神的建设跟不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西方文明传播快而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相对滞后。但是对此我们要不能丧失信心，我们不仅要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要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综合国力。他说，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冬至，传统节令中春分、秋分、冬至和夏至是四季最重要的轮回，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检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他满怀希望地指出，大江东去是大趋势，但是其过程是曲折的，如同在我们武汉，长江是北去的，但是最终会汇入大海。

到会的发言者就“文化立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毕志伦先生指出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化”，即如何吸收先进文化。张先冰先生主张“文化强国”必须要“文化强人”，只有文化个体的崛起才是强国的保证，中国是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令人尊敬的国家的。夏新先生指出对于不同的文化要进行辨析和反思，有道德的文化可以立国，而缺德的文化切只有祸国。汪连天先生则以毛泽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告诫大家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李德复先生指出要有宽恕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多元文化。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重建，我们任重而道远。